【真相历史】血写的谎言掩盖不住铁打的事实——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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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写的谎言掩盖不住铁打的事实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贬论

  A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两次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一句让无数愤青津津乐道的名言,其实是假话。不说别的,就在这篇纪念文章中,鲁迅对“请愿”的组织者未作任何哪怕稍微一点点的恶意推测,更谈不上最坏的恶意推测,对于“请愿”的参加者,国民党员杨德群等人也没有作任何恶意推测,凭什么说自己“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岂不是谎言?鲁迅如果真的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作为中国人的国民党人,就应当“推测”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或者花钱收买的段祺瑞的卫兵开的枪。
  这样推测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国民党搞过的公开的大屠杀和特务暗杀活动比比皆是,不仅对待敌人和民众,就是对待自己的同志,也经常使用暗杀手段的。而北洋政府此类劣行却很难找。五四运动持续了几个月,作为“军委主席”的段祺瑞,未向学生和民众放一枪一弹。现如今“请愿”才闹了几天,段执政会下令开枪吗?如果真是政府方面故意开枪,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占领北京后,为什么不调查?当然这是后话。但是,凭鲁迅的聪明才智,如果公正求真一点的话,用怀疑的态度“推测”一下国民党,也是完全做得到的。
  B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说:除了刘和珍,“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这段话也有谎言。“暴徒”和“战士”其实是同义词,只不过一个贬义一个褒义罢了。杨德群是不是暴徒或者战士,不在于她手上有没有拿枪,而在于她行动的性质究竟是请愿还是战斗。杨德群是刚刚加入国民党的新党员,而此时的国民党正是一个战斗的党,造反的党,是没有资格请愿的武装政党。所以,杨德群是一个假冒的请愿者,是一个真实的战斗者。既然如此,段政府说她是“暴徒”就不违反事实。对于杨德群的国民党党员身份,鲁迅不可能不知道。鲁迅不承认杨德群等人是战斗者,只能说明鲁迅在撒谎。
  杨德群、刘和珍是不是被人利用?如果是被利用的,那就不是流言家在撒谎,而是鲁迅在撒谎。作为已满18周岁的成年人,她们不应当轻易地被利用,如果不是被利用,就说明她们是战斗者,是暴徒或者战士,而鲁迅却不承认她们是战斗者,更证明鲁迅在撒谎。
  C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
  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不是四十多个“青年”而是四十多个青年和儿童。几乎占一半的儿童,他们比刘胡兰、黄帅还要小,是和张殊凡一般大的儿童。儿童和青年的区别,鲁迅能不知道吗?知道却故意掩盖,说明鲁迅在撒谎。
  屠杀儿童不是比屠杀青年更残暴吗?鲁迅为何不谴责?鲁迅要为谁掩盖罪责?显然,鲁迅不是要掩盖段政府的罪责,而是要掩盖裹挟这些儿童作人肉刺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李大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徐谦、国民党党员杨德群、靠拢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刘和珍等人的罪责。
  D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中华民国的北京以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从来就不存在沉默,民众的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民主权利几乎是天天行使的,和健全的民主国家相比,却少的仅仅是正常选举。三一八之后的北京以至整个中国已经沸沸扬扬了,已经炸锅了,声讨政府的文章、通电、集会已经铺天盖地了,哪有什么沉默?所以,这一段对“沉默”的谴责其实也是谎言。
  E
  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还说:“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请愿还是血战,不能看是否带着武器。逼李隆基杀杨玉环的人,是带着武器的,但其性质依然是请愿。扛着枪在大街上、广场上行进的队伍不一定都是在造反,他们可能正在接受检阅。徒手而行的就一定是和平请愿吗?1919年5月4日,徒手的请愿者却不和平地烧毁了赵家楼,还打伤了人。当然,这是过火,算不得造反或者血战。但是,说他们是骚乱也基本合适。
  是不是请愿,主要看行为人的身份和态度。请愿者是以承认政府合法为前提的,因此,请愿者不应当同时具有造反者的身份。
  1926年3月,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已经培养出了大批军官,两广也已经被国民党的武力统一,国民党已经掌握数十万所谓“国民革命军”,全党全军已整装待发,推翻北京政府的大内战已经箭在弦上。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徐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李大钊,国民党党员杨德群等人,有资格向北京政府请愿吗?有诚意向北京政府请愿吗?
  所以,鲁迅的“请愿而已”也是谎言。
  他们请愿是假,引诱北京政府开枪是真。政府不开枪他们是不会罢手的,三一八不开枪还有三一九,三一九不开枪还有三二八,直到有人开枪为止。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裹挟与张殊凡一般大的儿童做人肉刺刀,以便制造流血事件,以便搞臭、搞垮北京政府。此后不久,北京政府就彻底垮台了,国民党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尚在摇篮中的中华民国也就被彻底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党国;正在发育中的自由、民主、宪政也被彻底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法西斯暴政。可怜的鲁迅,在中华民国享尽荣华和自由的鲁迅,为消灭中华民国、建立中华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鲁迅,从此再也不能享受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了,只能躲到中华党国不能管辖的租界里行使公民权利去了。
  F
  鲁迅的谎言是墨写的,徐谦、李大钊的谎言则是用刘和珍、杨德群以及若干儿童的血写的。但是,无论是墨写的谎言还是血写的谎言,都掩盖不了一个铁打的事实:国民党已经造反,国民党正在造反,无论是带枪的和不带枪的,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北京,国民党都是在战斗,国民党没有资格请愿,国民党不可能请愿。
  
  刘大生 2008年1月22日星期二于南京求稗书斋


附:原文

纪念刘和珍

鲁 迅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 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 慰,——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 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 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 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 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 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 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 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 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 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 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 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 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 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 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 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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