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不经心谈林昭*

长风

 

 

关于林昭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于我而言，一番感动之后是近乎忘却。关于林昭的文字不是好写的，尤其像我既没有经历过“大鸣大放”的五七，也没经历过群魔乱舞的文革，也没经历过风波广场的八九。这些都决定我无法与林昭进行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林昭的档案材料依然躺在档案馆中仅供老鼠研读，而我本人又是接受史学思维锻炼的人，用史实说话才是对死者与生者的负责。但文章终究还是要写的，这就加深了下笔的难度，我无意去抬高一个人也无意去贬低一个人，只能就现有知道的材料去反思林昭。倘若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幸看到林昭档案面世，我愿意再写一文。这篇文字权算是我个人看法的一点表达，何况我最近很少动笔草文，外有万般理由——最近比较忙。故此，此文也是写的极其仓促，而下面的文字也大抵是靠“挤”的，但既然挤了，那就挤到哪里算哪里吧！

林昭属于1957年代的人，林昭属于历史言说的人，林昭属于苦难之于信仰的人，林昭属于个性十足的人。总之，林昭就是林昭！倘有一点近现代历史知识人都晓得，当年那批年轻人对于共产主义是如此的执着，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林昭也属于这样的人，她信仰共产主义，她相信共产党，她相信革命，她相信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林昭说：“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她也曾说：“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林昭尽管信仰基督教，但是此时的她已经把信仰的天平倒向共产主义那一边。然而不幸的是她的这个信仰却在1957年被击碎，她感到有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实在无法在心中找出平衡点，她实在无法面对这个悲哀世界。她选择了自杀。自杀不成她表示“我决不低头认罪！”对于难友们劝她不要鸡蛋碰石头，她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 ！”选择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表现，正如千家驹在1966年自杀不成而悲愤说出的话一样：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自杀不成功，林昭决定要抗争到底，要真的以卵击石。那么此时林昭的信仰又是什么呢？信仰的天平完全倒向了基督上帝。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因为感到共产主义信仰实际是一场骗局的时候，她自然会全身心地投向上帝的怀抱，在上帝那里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自己生存的原因。她表示“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林昭在这里清楚的表达自己生存的意义，她认为自己受苦是对自己负责，对上帝负责，是对所有迫害她的人负责。她愿意在十字架下与世间的邪恶作斗争，同时也痛苦的反思：“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于是，林昭选择了不归路，那就是“宁为于碎”。

如果仅仅从信仰上来理解林昭，似乎又过于把林昭简单化。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人的历史。所以林昭才一再的呼喊人性：“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林昭是要救人的，而首先她自己就要做一个完整意义的人，尽管这个完整意义的人被迫害折磨，但耶稣不也被杀死在十字架吗？作为他的信徒，作为上帝的仆人，死又如何，仅视为归。她真心悲痛，是因为他们还有未泯的良知。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同情，对人在极权异化下的一种哀怜。

那么林昭这种人性的爱，是否真的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了吗？从现有的资料看是否定的。当时她是如何与监狱方抗争的呢？材料这样显示：

“林昭在狱中抗议非人待遇，经常高呼口号要人权，要吃饱饭，唱革命歌曲，整夜敲打狱门，乃至绝食，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常施以反铐等刑罚，遭她破口大骂。 

狱警们扬言，不信不能制服你这个黄毛丫头，林昭写道：'黄毛丫头只有奉陪’。'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地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形下，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或减轻一些，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尽管林昭可以为他们悲痛一哭，尽管林昭能用上帝的普爱哀怜他们，但是残酷的迫害已经使得她在实际中不遵守这样的原则，而只是把一切的仇恨都对准了这些狱警身上，而这种针对似乎又是不分对象的。她对主治大夫大骂：“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等她二次进来，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她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这样不分对象，把自己仇恨发泄出来，今天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它毕竟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在掌握了道德制高点就要对其他一切都看不惯；我们是否在要求爱的时候不给其他以爱；我们是否在精神上超越而行动上背离。怎么理解林昭这一点，我觉得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林昭被杀害的原因更多是在狱中的反抗。在那样的红色恐怖年代，在那样的监狱里，在那样的反抗下，林昭又怎么可能活命。

林昭被冤杀，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话题仅仅在这里，我也没有必要写这样的文字，而是从林昭说开去，或许这样更能理解林昭。

因为林昭的狱中反抗，造成家破人亡，在信仰匮乏的中国似乎很难理解。倘如是说，但大抵回避了一类问题，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光芒万丈。但死的结果是什么？秋瑾的血只能是华老栓用来治病的药。革命造反都是急风暴雨式，都是流血的。鲁迅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的，而教人活的”。然而彻底的革命者告诉我们的则是“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化大革命更是达到顶峰，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实在无法理解，然而看下苏联则找到缘由，那就是苏联的大清洗。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一直在思索，在寻找中国道路的走向。不幸的是他们大多都认可了十月革命，认准了共产主义，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直到1957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领教了这个所谓《时间开始了》的新中国。他们在万般无奈下，选择了自杀，自绝于人民。人民是什么东西，我一直无法理解这概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是要杀掉人民中不是人民的人民。问题在于革命之后为何一定要吃掉自己的儿女？我看是这样：

一、革命的欺骗性，让你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炮灰，换取推翻现有政权。

二、革命的暴力性，人类一旦沾染了血腥，其原始的兽性就会膨胀，而以杀人为快乐。

三、革命的怀疑性，革命者不相信革命者，谁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对象。

四、革命的万能性，造反有理，革命解决问题简洁便利。

总之，吃掉自己儿女的终极目的很简单就是巩固红色江山，一党永治。

知识分子是一种道义的承载，而其本身就具有一个理想的追求。按照中国士大夫的最高标准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倘若知识分子没有良知，没有理想，那只能是犬儒主义了。既然是知识分子，当然要承担其责任，这个责任是千百年血泪凝结下来的精神符号。新中国大乱时代，人们无知的狂热，为的是实现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用空洞缥缈的东西为现实政治服务，当时中国“六亿神州尽舜尧”，但结果是血漫长江，尸阻黄河，传统尽失，道德沦丧。理想终于在现实的狂热中丧失，主义的神话终于破产，终极已经完蛋，理想就此覆灭。顾准看到了这些，于是才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某种意义来说，顾准针对的是他热爱的红太阳。就当时社会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奢望理想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万恶新社会吃人本质，所以，他们不言说了。无尽的现实恐怖深扎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底，这个遗毒远胜于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追求。剥夺你的私产，侮辱你的尊严，连古人都说“士可杀，不可辱”，然而新时期却是杀辱结合，使得知识分子活着的只拥有呼吸权。林昭活着的时候不屈服，当局认为没有达到又杀又辱的最高境界，所以，在枪毙了林昭后，公安去她家里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我尽管学识浅薄，但终究没有在历史乃至国外找到第二个例子，或许有吧，但中国这个创造奇迹的地方是什么都会创造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就是，他们相对能够自由言说的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到了共产社会的时候他们又深受其害而不能自由言说。从这个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确过于尴尬，而精神的追求，又远不能用人数的多寡来衡量，所以，当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有了顾准、张中晓、林昭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自我感觉有了面子，然而当我们为这些良心者痛惜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的丑恶一面，在这狂风暴雨、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相互撕咬，告密，诬陷，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六亲不认、翻脸无情”，如果说极权统治者是罪恶的制造者，他们就是罪恶的发挥者与创造者，然而他们的这样做并没有换来自己的宁静，对自己阶层的人，对自己的朋友都不诚实的人，毫无人格操守，又怎么让统治者相信，于是在他们相互内部厮杀的时候，统治者拉下网即可，他们被轻松的打垮。知识分子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丢掉了一切道义追求，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林昭不幸的是她的冤死，幸运的是她现在被后人记住。然而那些普普通通人死于乱世之中又有多少，谁记得他们？没有。按照一般的意义而言，李九莲、钟海源不属于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因为出于对这个魔鬼世界的愤慨，说了些自己的真实想法，然而他们的结果又是如此的悲惨。李九莲因为否定林彪而入狱，等林彪倒台后她被放了出来，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平反，遭到世俗的冷眼，她成了人人躲避的瘟疫，于是她上访，这样得罪了当局，她再次入狱，在狱中她又对“英明领袖”华国锋表示不满，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当她被枪杀后，竟然没有亲人来收尸，以至于她的尸体被禽兽不如的恶棍割掉乳房和阴部，拿回家去泡在盐水里。钟海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支持李九莲而入狱，在狱中她认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她被决定枪杀，而此时军队中有一个高干急需要换肾，于是于是钟海源的右胸被枪击后，立即有军医扑过来把她的尸体抬到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在刑场上取走她的肾，然后再从车上把尸体抛出来。这是怎样的世界啊！也许他们的良知确如黑夜中划过天空的流星。但他们死了，得到了什么？尸体受辱，死无全尸。可怕的不是专制，可怕的是我们这样的愚民，他们不但不同情这些有骨气、有良知的中华儿女，而且还会做帮凶。而知识分子呢？曾几何时，不也是一样吗？

今天的知识分子作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实呢？我想“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对的，因此我从不骂他们独裁专制，祸国殃民。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其实是后期极权主义）下应该做的是说真话，这点很重要，也很常识，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做人，做一个有良知、有操守、有底线的道德人，连人都不会做，掌握知识不是行尸走肉，就是害群之马。不妖魔化执政者，也不做无谓之牺牲，渐进改良；不要过分的强调社会对你的不公，孔子不是说了吗：求仁得仁又何怨。无怨无悔，能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放弃，但不要背叛自己；从天上回到地上。不要总翘尾巴，真心做点事情，能写书的写本思想性高的书，能出版的出一些启蒙式的书，有法律知识的做些维权的事情，能做网站的做些有水准的网站，能办杂志的办些探索的杂志。最终形成一个文化思想的格局，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就在进步，我们的民族也会进步，贪官愚民才会慢慢减少，民主自由才能慢慢到来。

中国经不起革命造反，我是消极自由主义者，我认可经验的，而不是大脑中想出的五彩世界，套用一句老话：中国的事情急不得。但这不等于我认可“稳定压倒一切”的怪论，中国的话如同政治一样，总爱扩大化，稳定既然压倒了一切是不是也压倒了专制，独裁？活着的稳定才是真稳定，僵死的稳定是假稳定。

人类步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依然在恐惧中生活。当然了，我们这里的人权似乎也有了飞跃的进步，由虐杀到请喝茶，明显能看出时局的进步来。进步就是进步，不妨举个例子，林昭那时候被判刑主要是一条罪状称为是“现行反革命”，今天对于坚持良知和正义的人们来说最时髦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呀，不容易啊不容易。

林昭是个盗火者。林昭的精神追求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楷模，她是一种道义的感召，是不朽的灵魂，是人类历史上极权政治罪恶表现的见证，也是人类为自由付出代价的生动写照。然而林昭毕竟就是林昭，不同的教育资源，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个性决定了在极权面前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不同。今天我们谈林昭，是让后人知道那段历史；让后人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发生在中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实现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今天我们谈及林昭不是为了指责当年迫害林昭的人如何丧失天良，泯灭人性，如何的禽兽不如。我们要说明的是林昭的意义是她的故事，她的精神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得以绵延。记住那个年代不应该重复，记住极权政治的吃人本性，只有记住了这些，我们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尊严的可贵，自由的可贵，民主的可贵。

今天，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新时期的莘莘学子依然浪漫，他们离1957年的学长有多远，我们姑且不谈。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林昭的时代过去了，至于林昭的精神还在不在北大？我想北大也许还是北大吧！

 

 

长  风

2005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