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才女韦君宜
刘 堃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祖籍湖北建始，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魏仲衡，清末留学日本，1913年归国在交通部任职，兼北平铁路管理学校教习。1928年魏仲衡离职，全家迁至天津法租界定居。韦君宜考入南开女子中学，1934年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她辍学离家去湖北地区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9年她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新华广播电台编辑。解放战争中，韦君宜曾任区委干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北平解放后，她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缉。1959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
在韦君宜的天津记忆里，宁园里的蟋蟀、强子河里的泥鳅、热闹非凡的万国赛马会和劝业场对面西餐小吃店里的牛肉闵士饭一起，装点了她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考入南开中学是她年轻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是南开，为她打开了一扇知识与信仰之窗。初一时，她看到了“南开新剧团”排演的《娜拉》，主演是万家宝（曹禺）。那次的演出让她印象十分深刻，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独立追求的女性。她回忆说：“至今，末幕中娜拉站在台中央说：'我原来是一个洋娃娃！’决绝出走的模样儿，还留在我的脑际。”南开女中部有个不大的图书室，开架借书。对少年的她而言，那是知识和文学的宝库。她在那里读到了不少新文学运动领袖的经典之作。国文教师孟志荪先生（解放后任南开大学教授）还指点她到劝业场楼下“佩文斋”去买书。这个堆着许多旧书的不起眼的书店，其实藏着很多新书。她总是用一颗年轻、敏感、热爱自由和文学的心灵去感受不同的书籍，披沙拣金、精挑细选，从此这个小姑娘爱上了逛书店和“淘书”。她从“佩文斋”买每一期的《现代》杂志和高尔基的各种作品，后来她又从报纸副刊上知道了“天津书局”，就在交通饭店和惠中饭店之间那条路的尽头。鲁迅杂文、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张天翼的新作……那里应有尽有，她一本不漏的买下了鲁迅陆续出版的全部杂文，每每读得废寝忘食。初三时，韦君宜的国文老师徐凌影，原是报纸副刊编辑，领着学生办了一个《嘤鸣》月刊。韦君宜为《嘤鸣》写稿、编稿，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为她日后担任《人民文学》编辑出版工作启发了最初的热情，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上高中以后，韦君宜觉得生活更丰富了。当时南开的功课，除了各中学都有的课，还开了一门“中国近百年史”，这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门课，听课后还专门买了好几本有关百年史的书籍。南开还有一课更加特别，叫“东北经济地理”，结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际，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韦君宜上这门课就是在“九·一八”发生后的第二年，东北那片丰饶然而却饱受蹂躏的黑土地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当时她所喜爱的还有一门课——“社会观察”课，上课就是老师带领学生到各种工厂、妇女救济院、法院、保安队等去参观，进行访谈，然后让写社会观察报告。韦君宜在这门课上亲眼看见了宝成纱厂女工的辛劳和贫困，亲耳聆听了天津保安队奋起抵抗日本人的惊心动魄，亲自到南开中学在西广开专门为贫苦儿童开办的“平民教育学校”去当老师……她在用心观察社会、思考人的价值，并且勇于实践。韦君宜在南开所学到的一切，都为她日后接受各种新鲜而进步的主张并参加革命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时光荏苒，当初那个聪颖、热情的南开女学生，经历了革命风雨的洗礼，在建国后已经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韦君宜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之后，工作十分繁忙，很少回到故乡天津了，但她却在偶然的机会里，成为发现天津作家冯骥才的“伯乐”，为她和故乡天津的情缘续写了一段佳话。
1977年，冯骥才把他和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内心充满忐忑：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敢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出对这部书稿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使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就是社长韦君宜。他向冯骥才介绍她是“社领导”。当时冯骥才刚刚踏上文学创作道路，还不了解文坛，也不知道韦君宜是谁，当李景峰说出她的姓名时，冯骥才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座谈会上，韦君宜只是微笑着听别人的讨论意见，自己一言不发，这让冯骥才有些紧张。会后，冯骥才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在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吃锅巴菜和酱牛肉烧饼。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三个人就站着把东西吃完。不久冯骥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冯骥才的终审，他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李景峰总是笑嘻嘻地对他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他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他点点头，可是一次，她忽然把他叫去，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谈《义和拳》的人物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他的一些语病，原来她对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他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随后，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他把书稿抱回去看。他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竟遇到这样认真诚挚的指点帮助，他的眼睛里不禁噙了泪水……在韦君宜的鼓舞下，冯骥才更加努力地改稿，常常熬夜。不久韦君宜又特批给他每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让他补养身体。她对青年作家的不遗余力地扶植提携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让冯骥才终身难忘。
《义和拳》在韦君宜的大力肯定下迅速享誉文坛，冯骥才也“登门入室”，真正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韦君宜为他写了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却流露出对来自故乡的文学新人一种天然的亲近和热切的期望。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冯骥才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冯骥才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他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他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嬴得了茅公的支持。这样，冯骥才的创作得到了保护。
此后许多年里，冯骥才与韦君宜很少见面，这一对“伯乐”和“千里马”的联系方式只是各自每有新书便互寄一册。这种交流也许过于疏淡和含蓄，但反而很绵长——对于同时海河儿女的他们而言，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1986年韦君宜不幸因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偏瘫，在病床上她就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完成了她的夙愿，写出了长篇革命生涯回忆录《思痛录》和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2002年1月26日，这位令人敬重和感慨的南开女杰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5岁。
（感谢冯骥才先生热情提供相关历史资料）
缘起
“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客观写历史的；有的从1957年反右开始写，也有的从胡风案开始写。
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所以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只是所写的时间跨度稍长一点。
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
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会”这种事情，连右派也震动了。还和日本和谈退让吗？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接着是“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朱毛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漠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只有三万五千人。蒋介石有雄兵数百万，却丢尽了华北、华中城市。而毛主席谋略出奇制胜，领导我们这一点人深入华北乡村打游击战，逐渐壮大起来。终于紧紧包围了平津，蒋军坐飞机来也赶不上了。也想起当年在延安，没有吃、没有穿，穷陕北的老百姓养不起我们。毛主席定的方针，搞大生产，自己动手。吃尽一切辛苦，不管是谁。人人自己挥锄种地，自己用木纺车纺织。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难渡过去了，局面扭转了，解放区站住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全心全意拥护他，他是我们真正的领袖。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反共语言。但是后来文艺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情，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真想不到严望竟会是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一切文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来作报告。那位书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站，建设“塞北江南”，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那么大！可以塌塌实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干部小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干部，他们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国家有一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头绿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西万树海棠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心里怀着愉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那些教训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我们村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提出干的。当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器声一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这，我不懂。但我想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迫不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早，那点活都能干完。”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呀。”原来半夜里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心里开始感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浇地写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吃饭时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的都吃得很好了。——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堂。每个生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就曾引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这样一吃，就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报上天天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了炼铁，何必非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县学习，立即建炉，把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炉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走到那帐篷里，只见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旷野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我到了，她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睁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去炼铁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砍倒，棒子也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怪话可多哩，说过了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提出所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天天种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一曰深耕，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对比展览。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已经用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人家报上登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这块挖完。且都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 是擂台 新诗歌 拿来赛
赛诗台 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第六章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点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第七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也来监督他。
我心里始终觉得我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到了这个村，见他之前，我也打听了一下他犯的是什么新错误，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认罪态度不好，说话时趾高气扬，还仿佛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就是这。反映他这些错误的也是我们原编辑部的同志，原来蛮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李兴华呢？当时我心里十分生气，一点不能原谅他。但是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之后，我对这个同志完全谅解了。他当然也是认为上级既已决定“右派”确系敌人，就应当尽力打击敌人的缘故，正与李兴华本人过去努力想破获所谓胡风集团案件的心理一样。
在那个村于里，我又是在一间空房里和李兴华会面。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飞扬跋扈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见了我，他低着头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实在无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话：“今后要注意改造。”他却愁眉苦脸挺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造才好。”这可叫我怎么说呢？想了想只得告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听了这两句“勖勉”的话似觉茫然，又问：“就这个呀？”我回答：“就是这个。”他看了我好久，似乎也明白了我来的意思，把我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诚恳地向我说了声：“谢谢您！”就告辞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下放结束之后，他又被派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了两年，然后才摘了帽子，分往宁夏工作。在去宁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来看过我。说起在农场和许多者工人相处，老工人都待他很亲，悄悄问他：“到底你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能回答：“是很大的错误。”别的什么也没说。看来这几年生活是把他锤炼得懂一些为人处世之道了。可是，后来他又说，在这次摘帽子的时候，农场领导同志向他祝贺：“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他当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是在人民的队伍里呀。所以对于现在的“又回到”人民队伍，倒也不觉特别激动。“但是，回来了，总是好的。”这是他当时的话，当然还是有些高兴的。我当时心里就直觉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真了一些。他无法想到后来“摘帽右派”的称号要长久跟着他，跟别的运动不同，二十几年不许甄别，不得平反。老实说，就是当初为“平衡”而确定补划他为右派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会这样啊！
后来他从宁夏来过信，想申诉当初划右派实在冤枉，又想申请重新入党，要我帮助参谋。看来是又怀抱着希望了。我没有可以宽慰他的主意，只得复信劝他忍耐，叮嘱他千万不可申诉。
所幸宁夏的同志对他很好。他在宁夏仍然在文联工作，仍然当编辑，而且比较受重视。我想，在沧海横流的年月，宁夏的这些同志，实在是应该表扬，而且我们应该为有他们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文联按照全国一致规格被砸烂了。他到了宁夏火柴厂当干部。他曾出差去东北采购木料，路过北京。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兴阑珊了。关于形势，关于文艺，他都摇头不再谈，也不再说个人申诉和平反的事。只说：“我就这样做火柴厂管理干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人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许多百战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况于他？
熬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经过多年郁郁寡欢，他已经患了癌症，来北京治疗。同时还积极办自己申诉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里，他才开了刀，身体很虚弱。他的妻子背地里在流泪。但是他却很少谈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执笔写申诉材料，抱着信心让妻子代为排队去有关领导机关申诉。在中央没有决定右派改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认为这次申诉大概会成功，不大焦虑此事，甚至和人开着玩笑说：“就是右派也是中国的右派，总比洋奴好。”他后来胃大部分切除，还要不断做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化疗，没法吃饭。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计算的了，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但当同志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谈论文艺界的形势，谈论作品，代别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后，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别人眼见他一天天向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诉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个月，他已经不能进食，一天只吃一点流质，但却在奋笔疾书，写他的中篇小说，有时熬到夜里一点。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几个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创作活动是直到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还在嘱咐家属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看一次。
这样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也曾努力搞过运动的党员。并无丰功伟绩，也没有招惹谁，进了文艺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他死后，我一直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半生受尽委屈，未享任何利益的普通人，对人民的事业，却是抱着至死不渝的忠贞，这恐怕对一些由于自己倒过霉，就认自私为合理的人，也有些借鉴参考的价值吧。
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都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
几个月中，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曾使我挺心烦的，常常我正在写着什么，他那里又在叫了，我就没好气地说：“真够麻烦！”当我提着包包去上班的时候，他坐在廊前藤椅上不能起来，总是在后边叫着：“早一点回来啊！”而我，往往回头腻烦地说：“哪里回得来，没工夫！”可是现在，不论我出来或进去，都没有人再叮嘱我早回来了。就是我想再护理他，再不嫌麻烦，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他是个平凡的人，生平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和功业值得絮絮叨叨，当然也有些成绩，也有明显的缺点，而使我永远忘不掉的却是他一生的遭遇。
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
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我首先回忆起“一二·九”运动，那时我们都正在清华读书。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
后来，在抗战初期，我知道了他异常的“毁家纾难”的事迹。1939年我由重庆经成都往延安，他在重庆工作，介绍我到他家去住，并经过他家的关系去找党的四川省委。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他的母亲接到了他的信，立即亲自跑到旅馆把我接回家，说住旅馆不安全。这时我才知道，他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在他才十岁时就死了。寡母很受族房里的欺侮，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长大。叫他的大哥继承父业，而叫他（老二）去读书。他是家里惟一上了大学的。他在中学里就接受30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读《母亲》，读《拓荒者》《语丝》等等，开始受到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母亲一方面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想要了解，同时寡妇人家也有个夫死从子的想法，她把儿子买的这些书都拿来看。这时候，他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族房里那些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又影响了已经当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本人去武汉做党的工作，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他的母亲竟真的听信了他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都丢弃，率领他的哥嫂弟妹一齐到武汉来了。他在武汉的身份是个流亡学生，来了这一大家人，怎么办？他就把三个较大的弟妹一起都打发到延安。后来母亲、大哥、大嫂和小弟弟以及侄儿又撤到了四川、杨述又把他们拜托给成都党组织的同志。他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这位可敬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开办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出版社楼上是革命青年的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人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母亲在成都失去了关系，穷居乡村，以后被周总理知道，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四处找寻，才给接回延安。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确是吃惊。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能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份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自己的阶级。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在我和他结婚之前，我只觉得这个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忠实得让人吃惊，同时在生活中又傻到很值得同情的程度，让人可怜。他成天讲工作，写旧诗，嘴里老是滔滔不绝，可是脚上的鞋子全破了，床上的褥子脏破不堪。我说：“你不可以买块布请一位街上的老大娘给做一双鞋吗？”（那时候绥德没有鞋店）。他摇头表示从来不懂得可以这么做，我替他办了，他倒觉得顿开茅塞似的。
直到后来，我才看到了这个老实迂呆的人是怎么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间适应起来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1954年以后才分到了不同单位。我们共同编过报，共同写过稿，共同开过会。起初，他在清华的时候曾是下笔千言的，写的文章题目叫什么《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使我笑他大而无当。到大会上卖一回《北平学生》（刊物），也能来一篇《编者卖报记》，文字来得满快当。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我记得他在1940年写过一个小册子《一二·九漫语》，写得还活泼真切，当时我们那些人的神情和心理还跃然纸上。到解放后把这本小书收入他那本《记一二·九》时，他自己动笔大加删削，亲手把一切带有生活气息的东西和不符合出书当时宣传要求的东西，砍得精光，只剩下几条骨架，使人读了简直索然寡味。我看了实在不满，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当然应该如此。他自己原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有兴趣，曾想写这么一本书。已写了几章，由于党给他的任务不是这个，他就完全放下，不去搞了。他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1957年，他也知道把许多大学学生、二十来岁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实在不近人情，也争论过。但是最后还是执行了——按党的决定划了他们。1957年我因为言论出了圈，也受到很严厉的批判，这时候作为夫妇，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恼到极点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交谈。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他担心的是我要受处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对党动摇；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担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对敢于发言的人这样大量摧残，国家的前途将如何得了。他认为既然党决定发动反右运动，那就不会错。有错的只是个别人，掌握不准。我则觉得批斗会上那类发言几乎没有多少真心话，这不止是个别人的事。我们中间的距离一下子很难缩短，但他仍然忠实待我，想法子哄我高兴。
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从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只有一次，中央文件提倡吃“双蒸饭”，刘仁同志说：“那还不就是稀饭！”他回来告诉过我，承认刘仁同志说的是实话，只是咱们对外讲不得。可是，要说他完全僵化吗？也不是。一旦党的政策稍有变化，他就又活转过来。到1961年，人民受的苦太多了，中央的政策才开始松动了，他这时带着调查组去北大，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为目的，这一下他又很积极地去找教授谈话，听取已经当了教授的老同学的诉苦，而那和学校党支部对于这个教授的估计完全对不上茬儿。他检查教学质量，回来向我讲一个文科大学生背不出一首李白诗的笑话，说这样的学生不把他们“泻”出去该怎么办，同样说得痛快淋漓，思想明澈。他们的调查为后来的“高教六十条”做了准备。
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
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使女儿对于自己幼稚的“造反”也不由得产生了一点动摇。当时，我也在挨斗中间，暴雨一般的造谣、污蔑倾到我头上，我实在不能接受了。在还允许每周回一次家的那一段，有一次我们两人单独在保姆的住房里，我曾偷偷对他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他声音很低，却是义正辞严地，就像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地对我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就这么忍耐着，等待着，一直到他被隔离审查，我被发往干校。在隔离审查初期，还允许家里送食品和衣服，后来忽然根本不准去见。有一次他来条子给家里，要跌打丸和接骨膏，我叫孩子把药送了去，却不准孩子和他见面。我猜得到一定是挨了重打，打伤了筋骨，但是直到他后来释放出来，单独和我见了面，都没有详细讲过究竟怎么挨打的，只说了打得他不能翻身，但更重要的是骂那个打人的造反派，说那人是左手着小红书，右手拿着棍子，嘴里还念着“文斗与武斗相结合”。他只形容那个造反派的荒唐丑态，说那个人坏，坏得很，却不详细说那个场面。直到他死之后，才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我那真情：是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打的，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断。但是这些，他却连对他的妻子都没有细谈过。现在我想，他不是只为怕我听了伤心，他总是认为这是个别坏人干的事，怕我会由此联想太多，会损害了我心目中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吧。
后来，他也下了干校。去干校时他已经是59岁，原来有心绞痛，可仍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到了隔天痛一次的地步。但是，这些他也都没有告诉我，是在他临死前病重昏迷之后，我开始整理他的日记，才发现的。
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我们才能到武汉或信阳相聚三天，两个都瘦得像人架子似的。在林彪坠地的那一年春节，我们在武汉见面，他抱着满怀的希望，说这一下毛主席可该把那些专会吹捧的坏人识破了，老实人该有出头之日了。
在陈毅同志逝世的时候，他偷偷写了几首痛悼陈毅同志的诗，他写道：“总是戴尧天，奸宄终授首，历史亦有情，誉声满众口。”见到报上登载毛主席和张茜同志握手的照片，他掉着眼泪笑，说：“这一来，陈老总死可瞑目了。'二月逆流’的案子要翻，这几年颠倒的是非该颠倒过来了。”
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于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情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
他告诉我，已经允许他参加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会议了，大约“解放”有希望了。
后来，由周总理下令，让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回到北京。他回到家里，成天就看当时上海〈朝霞〉上发的东西和已被砸烂改造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书。这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脱离这个已遭砸烂的文艺界，对这些东西一本不看。他却称之为“时兴书”，买了一大堆。大约也是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新“精神”吧。
1973年初，我也由干校回来了。下放边疆的女儿探亲回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幼小的男孩子也已长大，全家重新团聚在郊区永定门外小小的两间屋里。但是，他所盼望的“解放”，却仍旧是遥遥无期。前几年的希望，看起来还是要付之东流。这时候，过去曾造过他反的女儿已经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农村生活，看尽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坏事，也明白了在中学时期怀抱的那种红卫兵式的革命思想有多么荒谬，弄了一脑子问题。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性狂潮已过，群众没人再造反了，只剩下“四人帮”那几个头目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时候，周围眼见耳闻的种种荒诞事情，使任何人也不能不考虑考虑了。而在机关单位里，这却正是必须每天上班说假话，不说就不行的时候。于是，我们家也只好像别的家庭一样，上班“政治学习”，天天照报纸瞎说，晚上回家才是过真正的政治生活。每天吃过晚饭，父母子女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个“家庭政治小组会”总要开到10点钟才散。这时候，我们自己作过“政治排队”，最“左”的是他，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最“右”的是我。但是不管左右，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了，这就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一开始，他还是抱住了他的信念不放。女儿问他：“怎么把国家给弄成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不对呀？”他就连忙警告：“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可以说这话！”女儿也就首肯，认为一个干部子弟的阶级感情就该表现在这里（所以她才能排第二位）。说他是“左派”，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形势发展往好处估计，认为不久就要转好；而我总是往坏处估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来。我当然也并不愿意自己的估计实现，但是可惜得很，以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事情越发展越坏。
关于他自己的结论，他原来认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而吴传启大概是混进来的国民党；后来认为最多再多加上关锋，中央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在那一段，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这是一个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六年来，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我自己算是“解放”了，虽然工作不顺心，总比他强些，我感到无论过去怎样，现在我也得同情他，决不可以在家庭里显示出自己在政治上比他“优越”，那会真正伤他心的。于是，凡我能去参加某些会议听到某些“精神”的时候，回来就和他谈谈。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做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
在这样越来越坏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从一般地议论发展到互相提供情况热烈争论。他这个“左派”，对于自己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只有忧心、着急，这时候，和他同病相怜的许多老同志除了已进监狱的之外，都在家里挂着等结论，这时便兴起了一种新风气，大家互相来往起来了，这叫“三看干部”。大家互相一“串联”，就知道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剧。有好多我们所熟悉的从少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老同事，被活活逼死了，打死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面容，一个个我们完全清楚的历史情况，同当时所听到的惨死状况连在一起，怎能不叫人毛骨悚然？连贺老总如何死去的消息也是这时才听到的。还有些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被别人编造出来的，可就硬是变着法儿不给解决，叫他们一年一年地虚耗年华，搞垮身体，直到白了头发。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决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北京住了20年，他从没有像这时候这样频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遭遇都一样——人人头上都有一顶可怕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类的帽子。要按过去的习惯，杨述是从来不大和已经“定性”的人们来往的，要来往，也只是讲些勉励改造之类的话。他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怕沾边，而是他真的认为党既然给这个人定了性，我们就不应当再去公然表示支持同情，顶多是劝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为了他这样的看法，我们俩也曾吵过架。但是，这时候他却自动去找这些人了，而且还向我发表过一句感想：“真奇怪，过去一个人出了问题，戴了帽子，就被孤立起来了，自己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现在怎么风气大变？不管戴多大帽子，开除党籍，大家还是来来往往满不在乎！”好像是非标准改了。的确，就连我们家，在“文革”头一两年，真是谁也不敢上门，连自己的弟妹也都不敢再来。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却又都恢复了来往。杨述自己则每逢听到一个老朋友从监狱里放出，必连忙赶去看望，也不问自己是否会拖累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