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编者语：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残酷血腥的灾祸，使希特勒纳粹带给人类文明的罪恶也相形见拙。四十年来，百万文革亡灵和上亿受害者苦苦等不到公正审判和正义昭示的一天，甚至听不到来自当政者的一句忏悔与道歉。事实上，中国当前仍处于“后文革”时期。本网将就文革四十周年编发一系列文章，以飧网友。（爱琴海网）
一
四十年前，中国人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场计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成功而又持久地展开着，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者所安排的内容和程序展开的。那一场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至今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中国人，却制定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把一场关乎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场遗忘与抹去的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而且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决不亚于当初的发动与展开。为了更好地配合遗忘，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侯，它果然就发生了。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侯，我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表面的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文革。别说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人们已经没法相信，即使是对于大约十年前的故事，人们也已经遗忘得十分彻底。面对那血腥的照片和画面，新一代的大学生说，没准这是美国人制作出来的照片，他们有那样的高科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听了这样的话，我终于相信，我们中国人真是没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连我们自己杀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赃到外国人头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罪恶不敢做的呢。
曾经听见过有人议论，中国的文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很多人说，那是决不会的。更多的人则认为，文革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我想对这样轻漂漂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我终于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大家遗忘文革并且大家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把自己杀人的罪行栽赃到外国人头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的一部分。这又一场文革的愚昧、罪恶、无耻、下流，决不亚于四十年前的那一场混乱和屠杀。
二
有一首欧洲人写的诗，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对于他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清洗，人只会永远深陷在他过去的罪恶之中，并且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进行那样的罪恶活动。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那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们的回忆中，也还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忆一下吧，中国的阿拉巴巴，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的光头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上。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悲悯。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小径。
一切活着的人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日子，深切地进行那么一次回忆。至少要调动起我们依稀可存的那么一点自尊心，回忆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难与耻辱，借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苦难与耻辱。那些高贵的人拒绝跟我们一样作恶，也拒绝跟我们一起呼吸那样罪恶而又下流的空气。他们在全民犯罪中选择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狱中选择了对天堂的向往与追求。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我们不懂得跟他们一样爱这个世界，也就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因为我们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们至今读不懂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我们连起码的自尊心也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捍卫尊严的死者，就像一道过于深奥的数学题，不但被我们客观地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而且被我们主观地推到愿望之外。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回忆，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回忆，而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忆。一切都已经由近而远，久而久之，一切都将由远而无。当一切都果然由远而无之后，我们又可以在这“无”的废墟上重新跳起红色舞蹈，重新举起红色鞭子和屠刀。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我们应该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计算一下它杀了多少人，它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处砍去了多少正义、良知和尊严。如果你的记忆过于淡漠，那么请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仅有的几个清醒者，他们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们喊不出来。他们所企图陈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实，总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总是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我愿意作他们的转述者。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关于那把屠刀的言说，我就以我的转述强调一下清醒者的提示。这个提示也许可以唤起某几个人的某几缕记忆的游丝？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７６人；同年１１月，某县民兵枪杀６９人；１９６８年７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１４６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３６８１人，使１７６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９３％；同年８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１３４２人，俘虏８９４５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２６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１０１６人……；全县８６个大队，８１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另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
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关口都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循环下去么？《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鲁迅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就是狂人当初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在这“将来的世界”上，依然住着我们这些罪恶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才更加超群脱俗。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几千年来，中国的集体叙事成为一种瞒和骗的罪过叙事，中国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记忆。由于在这些叙事和记忆上我们掺和了太多的伦理意图和政治功利目的，我们有意掩盖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际上就是故意犯罪。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过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就是不断地犯下了新的罪过。
时光飞快地流逝，眨眼之间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们究竟掩盖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也已经无法考索了。一般地说，这些考索也决无发生之可能。我们的本意就在于掩盖和遗忘，哪里还有费力考索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记忆历史：只记忆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记忆他活埋二十万俘虏的残忍；只记忆长城的伟岸豪迈，并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记忆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尸骨；只记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不记忆宫廷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记忆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记忆血与火的杀戮、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记忆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化人进干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实际上就是将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关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忙于救灾；关于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我们一直说那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那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１９９８年１０期）；关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许许多多因为敢于思考而被残酷杀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都像一团乱麻一样，无法从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无可考索。最后从民族叙事中消失，也就是从民族记忆中消失。那时侯，纵使想回忆一点什么，也已经没有可能。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沉淀在记忆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中。
然而至少文革历史可以成为例外，因为它远没有成为历史，它一点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它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它时时飘袅在我们阴暗而又恐惧的眼神里。从愿望上说，也许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难与恐惧，但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要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们的苦难，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罪恶。是清算，而不是掩盖。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丝罪恶的记忆敲醒我们沉睡千年的良知。
也许有人说，记忆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请允许我提供几个细节吧。沉睡的人需要雷声震撼耳鼓，迟钝的人需要鲜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经，健忘的人则需要丰富的细节启动他尘封的思维。为此，我愿意转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细节。
在１９６８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倾刻间，此县杀人达三百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二百七十余名。其中十九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的悲剧。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中国人，这些血光四溅的细节还不足以唤醒我们的记忆吗？在我们粗粝的神经上，要堆积多少人间罪恶，才能将它压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要经历多少鲜血的浸渍，才能滋生起一丝恻隐之心？李九莲不过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她在经历了文革武斗之后对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这信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此极刑。李九莲被害于１９７７年底，钟海源被害于１９７８年春。那个时侯，谁曾听见过这罪恶的枪声？谁曾为这些正义而又无辜的人痛苦过呼吁过？谁曾关注过流尽了十亿中国人的尊严与良知的这片鲜血？二十年后，当我们回想起那个年头荡漾在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无耻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许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特别，这算不上什么残酷。那我们究竟认为怎样才是残酷呢？神经特别坚强的中国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让你感到一点残酷和恐惧呢？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莲的一样美丽，她的名字跟李九莲的一样富于诗意。她叫黎莲。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莲竟然如此相似，以至于时隔二十多年，人们一直分不清她们谁是谁。我多次看到人们匆匆地在文字中夹杂着这样一个名字──黎九莲，这十有八九是把这两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又都被无辜杀害的年轻女性混为一个人了。她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黎莲早在１９７０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１８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果还要找出什么区别来，那就是，１８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无需罗列更多的材料。有时侯仅仅一个细节就可以揭示全部历史真实。在这两个故事中，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将军的儿子和那位革命干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无限神圣的地步，这个世界上任何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无条件地拿来维持他们的残喘。而李九莲和黎莲的生命，只能无条件地奉献出去。在所有这些故事中，连最起码的伦理界限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遵守。这是如何地伤天害理，是如何地侮辱了这个自名为人类的生灵历尽千千万万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这么一点点自尊。不征询肾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征询法律和天理的认可；既等不及处以死刑之后，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药；那把屠刀就这样扎下去了。当人还在呼吸、还在感知、还在思维的时侯，当人还是一个人的时侯，那把掠夺和杀戮的刀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扎下去了。我在乡下看见兽医给猪和牛做手术。每个兽医工作完毕之后，都仁爱地为猪或牛的刀口抹上一些香油用以消毒。我记忆中的兽医肯定也都是中国的兽医，因为我至今没有到过任何别的国家，所以不可能把别的国家的兽医记忆成中国的兽医。可是，中国的法院、中国的公安局、中国的军医，当他们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处置囚徒时，却既不屑于打麻药，也不屑于抹一丝香油。如此残酷的真实，如此真实的残酷，使得乡村兽医的职业道德显得无力而又虚伪。他们既然是中国法院、中国公安局、中国军医的同类，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抹香油根本不是出于什么对生命的仁爱，而仅仅是从避免经济损失的角度着眼的。而钟海源和黎莲在被掠夺肾脏之后，再也没有经济价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夺和屠杀的刀就显得那么凶残那么下流。这是十分符合中国逻辑的。
这一刀扎下去，使五千年中国文明立时成为了一个谎言。整个中国历史必须以这个细节为切入口重新改写。
有人说，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是未来的选择。实际上改变未来的选择正是要从改变历史入手。我们所天天标榜的一部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即使不全是谎言，至少也是极其片面的。我更愿意相信鲁迅有关“吃人”的历史解读。鲁迅正是第一个企图通过改变历史而求得对未来选择的改变的中国人。“吃人”既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发现，也是对这一历史的最神圣最歇斯底里的抗议。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心得体会的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伦理逻辑的人，任何一个对中国生活的运行机制和心理奥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和经验资源像鲁迅一样把这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中国历史改写为一部残酷而又真实的吃人的历史。我相信这些人也有足够的心理愿望，选择一个与中国历史叛然有别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来。
但是，恰恰是在价值资源上，我们显出惊人的匮乏。我们从来没有在人格意义和尊严意义上建立起生命神圣的观念。我们从来只用等级意识和功利意识看待人群，看待族类。谁官高权重，谁就尊贵。谁能以工具的方式创造最大的功利，谁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对一个一个生命个体时，面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体现出的普遍人性时，我们从来就粗野得没有一丝尊重，麻木得没有一丝悲悯，下流得直想戏弄之、掠夺之，恶毒得直想杀戮之、毁灭之。试问中国历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乱血光四溅的悲剧，不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发生并蔓延的，哪一个人在备受蹂躏之后，没有千倍万倍地蹂躏过别的无辜的生灵。试想一下，如果那个举刀的军医是一个享有充分的尊严、体验过人性的自由与丰富的人，他还会这样野蛮地对待一个在屠刀下瑟瑟发抖的柔弱的生灵吗？
五千年间，我们就在如此恶劣的文化传统中无奈地循环。面对伤痕累累同时也罪行累累的古人，我们除了以人的名义献上一份悲悯，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作为吃人种族的后代的我们自己，却决不可说一句悲悯了事。近代以来，我们如此大规模地了解过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欧洲文化、近代俄罗斯文化，所有这些文化，或充满开朗刚健气质、或充满悲天悯人的宗教气质、或充满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情怀、或充满个人主义的尊严意识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来，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知识结构内，都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这一切为我们改造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改造我们的观念和灵魂，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这些文化，为什么仅仅只被我们所了解，而不能成为我们在精神上真正拥有的资源？就在我们的民族内部，近代以来也产生了敬天悯地的《红楼梦》，产生了极力抚慰人性的创伤的苏曼殊，产生了为确立人性尊严、为改变我们的凶残下流而终生呐喊的鲁迅，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学到一点善良、一点慈悲、一点敬畏生命的良知、一点热爱世界并且自尊自爱的人之常情？难道非得这么凶残才能显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非得这么下流才能显出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诉你，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此外，我还不得不告诉你，那个受过完整的现代文明教育的军医所举起的屠刀，不只是杀死了黎莲，而是杀死了一个民族自称为人类的资格。
四
有一个话题不得不涉及，有一种感想不得不抒发。
在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时，有一个古老的侮辱仪式，就是将一个写有死囚名字并在名字上打上“×”号的纸牌或木牌，插在死囚的后脖衣领里。这个仪式的设计意图不知是为了向广大的看客公布死者的姓名，还是为了强迫死囚无法抬起头来，从而能够始终保持低头伏法的姿式。可是用尊严意识看来，它是一个有辱人的尊严的仪式。即使是用现代法律眼光来看，它也是法律之外的规定，是一个充满了邪恶欲望（侮辱人的欲望）而故意保留下来的一个行政行为。
不说执刑前要请牧师来表示“临终关怀”。我们没有时间搞那样的假“关怀”。那么，在执行死刑前，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一点“临终尊重”？在执行死刑之后，对于被执刑者的遗体，要不要给予一点“遗体尊重”？纵使马上要处死，可这尚未处死的人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他？在他被处死以后，他的遗体依然是人的遗体，是一个生命的遗体，我们怎么敢于不尊重他？
中国，这个向来以地大物博自我标榜的中国，历来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统治机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机器每天消耗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在如此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为什么独独没有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的子弹开支？当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因了他（她）的高贵的思想被官方处死时，当他（她）的老母亲因此而悲天恸地时，两个大盖帽制服威风凛凛地站在这位老太太面前，严正地向她收取子弹的费用。也就是要这位悲恸的母亲，亲手买下政府的子弹，用来杀死她的高贵的儿子，或者是她的高贵的女儿。这样的无赖行为，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出现过？在中国，多年以来竟然将此看作是理所当然之事。到了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那位老母亲所必须支付的钱，由简简单单的子弹费，发展为一笔数目不小的慰问费。如何慰问？慰问什么？这笔钱用来给刽子手等一杆人马开设筵宴，洗血庆功。也就是说，那位老母亲必须费尽心力筹措到一笔钱，用来买人杀死她的儿子或女儿。这样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道理，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逻辑。
在文革中，许多政治“犯”被执行死刑时，都不通知家属。执刑后死难者的遗体就被遗弃给荒野和蛆虫。那些可怜的家属，可怜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正在承受什么样的折磨，什么样的凌辱。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给文明的医生挖去了几块肝几块肺，给尚不知道文明的撕断了几根手指几块肌肉。在死囚遭受屠杀的时刻，所有的亲属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所有的同类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一切都是不需要回忆的，它不只是曾经发生过，而是至今仍在发生着。我们却打算对此永远沉默下去，不但以不想更改的制度和习惯沉默下去，而且以看客的方式永远沉默下去。
既然它至今无法成为一个话题，我又到哪里去抒发什么感想。
五
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残酷。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麻木。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下流。而有一些事，它之所以牵动我们的心，则是因为它既残酷，又麻木，又下流。这些事往往并不重大，它只是一些小事，一点也不惊天动地，甚至还不足以引人注目。可是如果有这样一件小事，它把一种人群或者一种文化的残酷、麻木、下流集中于一身，它也就是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群或者这种文化的内在奥秘。所以这种事一旦发生，就会永远存在。无论你是否有勇气正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回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反省它，它都会顽固地存在于你的神经上。你想摆脱它，可它不想摆脱你。它会死死地纠缠着你。
文革中所发生的这一类故事，谁也讲不清究竟有多少。因为他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灵魂的地狱里，疯狂地生长着，繁衍着。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就足可以惊起灵魂的喧嚣和颤抖。我们只要真正敢于面对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所孕含的一种人群和一种文化的全部残酷、麻木、下流，就会完整而毫无保留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展示出来。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吗？是的，发生过。
我们知道过这样的故事吗？也许我们听见过，甚至还曾看见过，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曾知道过。
我们记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它发生时，就有意遗忘了它们。我们一直拒绝记忆。
我们回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们当时既然没有勇气记忆，事后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回忆。何况，回忆需要时间，需要特定的心境。我们一直忙于残酷，忙于麻木，忙于下流，我们没有时间回忆。
可是我们需要回忆，需要在此时此地承受回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这种人群和这种文化的永恒的记忆。
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首先需要陈述，需要陈述真实。回忆只不过是陈述展开的一种方式。或者这样作一个修正：陈述乃是回忆赖以发生的契机。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在一个阴暗的夜晚，回忆一个世纪的阴暗。用一个阴暗的夜晚，清理一个阴暗的世纪，和一座阴暗的地狱。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吧。
时间：１９６６年某月某日。地点：中国最早兴起现代文明的城市上海。人物：中国最具有现代文明信念的作家、安那琪主义信奉者巴金。事件：巴金先生看见上海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知道那残酷的批判和斗争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头上。为了在挨斗时表现得老实一点，以减少所受到的折磨，巴金回到家里后，就对着穿衣镜练习低头认罪、弯腰求饶的动作。意义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巴金是追求最热烈、情感最纯洁的文化人之一。在１９４９年的社会大变动中，他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单位和职务的人，他显然是想通过保持自己的身分独立来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独立。今天看来，他当时的追求是太超群脱俗、太高贵了。可是十几年后，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扭曲之后，巴金的内在力量几乎丧失殆尽。民族生活中真正残酷的一面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时，他终于彻底意识到了没有任何个人尊严的空间。他将头沉沉地低下去，实际上是撞响了一个民族的丧钟。他将腰沉沉的弯下去，所折断的不只是他的个人尊严，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和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的倾覆与毁灭。将一个尊严意识极强的绅士摧折到这一步的社会、民族、文化都是有罪的。感慨：若干年后，当巴金先生在写作他的随想录和回忆录时，通过对这一残酷事实的陈述拯救了他的个体人格。他因为敢于面对事实的丑陋和残酷而重新站了起来，可这个曾经无情地将他逼进地狱的民族却因为拒绝忏悔而继续趴在巴金先生的脚下，怎么也不想爬起来。
还需要说得更多吗？那我就再作一个提示吧。在同样的时间，在相近的地点，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在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空间：一所大学。就在杭州的一所大学里，发生了世界大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故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他们举行了一场活人展览。他们把学校里的阶级敌人找来，给他们分别贴上不同的标签，分别标明这个是工头，这个是资本家，这个是账房先生，等等等等。然后将他们陈列在展览室里，要他们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种姿式，供革命群众参观。解说员用鞭子在他们身上庄严地指指点点，向前来参观的革命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各种罪行，借此对革命群众进行神圣的阶级教育。
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讲得详细一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向来喜欢从一个小故事中就能看出一种环境的残酷和一个群体的下流这样一类故事。这样就免得我去读更多的故事。因为我懒于读太多的故事。这样下流的故事一辈子只要读一个也就够了，谁有力量整天泡在这样的故事里。只要读得详细一点，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足够我们咀嚼一辈子，消受一辈子。可是我没法把这个故事读得更详细，也没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详细，因为时代一直在遮掩这样的故事。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我只在八十年代的一张《光明日报》上读到过一则有关这个故事的很短的报导。但读过一次也就永远记住了。后来留心有关文革的书，想读到关于这个故事的更为详细的介绍，可是再也没有读到过。有人说文革“三十年无祭”，我看不只是无祭，而是没有陈述。连陈述事实都还没有开始，还能有什么祭呢？巴金提议过建立“文革博物馆”，我看不妨就建在这个活人展览馆里。在我们有意展览历史之前，这里已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展览。此中是不是真的含有冥冥上苍所留给我们这个不幸族群的某种启示？
我们用不着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而感到遗憾。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同样的故事中补充细节。在河南省的某个农村，一个粗通文墨的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凌辱，决不亚于当时被当做全国重点靶子的著名知识分子。就对于个人尊严的摧残和折磨而言，这位乡村知识分子的遭遇也许比杭州那个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加悲惨。他不但要将自己作为一个坏人展览给革命群众，而且还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仅仅展览还可以默默承受，他却不得不在内心完成一个从被动承受到主动表演的心理转换和精神升华。革命运动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和改造实在太神奇了。
让我们读一读这位不幸的人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回忆文字吧。“大会开始了，主持人讲话了。这时，我们大队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后边，声色俱厉地问我，你老实不老实？老实。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敢别扭一下，今天夜里就打死你。我听话。听话了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夜里同台演出，我们是革命群众，你当反革命。我心里一沉，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登台唱过戏，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恼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语。斗争会开始了，我扛着刘少奇就主动上台，他们不让扛刘少奇，说，你弯着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听话，就从幕布后边溜到前台，弯腰弓脊四下看着。这时从那边幕布后跑出来几个男女民兵，手持钢枪，猫着腰蹿上来抓住我的领子，说，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乔典运吗？你半夜三更跑出来干啥？剧情就开始了，这个问我是不是想偷？那个问我是不是想抢？这个说我想放火，那个说我想下毒，我的台词只有一个字：是。革命民兵很说了很唱了很控诉了一阵子，派一个民兵下去把刘少奇拿上来交给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亲，然后几个民兵端着枪押着我下了台。原来这叫艺术斗争，我出了几身冷汗。”（引文出自乔典运《命运》，见《莽原》杂志１９９７年５期）
在所有这一类故事中，在这一系列最下流的恶作剧中，由于倒下去的不是身躯，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流出来的不是鲜血，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哭泣的不是喉咙，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咆哮的不是江河，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扭曲的不是流水，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由于毁灭的不是呼吸，崩溃的不是悬崖，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然而，那支撑和维系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美丽的东西、一切高贵的东西，都在这样奇怪的革命运动中崩溃了、毁灭了。我们没有感到罪过，没有感到恐惧和绝望，那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而已。
六
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未免太狭窄了。文革决不只是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决不只是毛泽东打倒他的政治对手的运动。文革比这个要丰富得多。文革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论在逻辑上所达到的颠峰状态，这种颠峰状态就是对社会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对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毁，对人性尊严的全面敌视和仇恨。它与一切美好的东西势不两立，与一切人的尊严和权利势不两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势不两立。文革既不是开始于１９６６年，也不是终结于我们认为它业已终结的那一年。文革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化遗产命名为封建主义，把外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化遗产和现代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命名为资本主义，把正在从斯大林极权专制下摆脱出来，逐步回归到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的苏联文化命名为修正主义。总而言之，全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化，和由这些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性的尊严、家园的秩序、天国的理想，全都是肮脏的，全都在扫荡之列。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曾经见识过这样奇怪的“革命”？秦始皇当年所“坑”者只是“儒”，而留下技术专家为社会服务。所焚者只是思想之“书”，而留下技术之书供社会使用。因为他还愿意普天之下都把这日子过下去。可是他的后人却连技术之人和技术之书也要命名为“反动技术权威”或“白专典型”或“资产阶级某某学”之类，予以否定和取缔。列宁曾经说过，要用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可是他的整天念叨着“革命”和“解放”的中国学生却决意要毁灭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解放”自己的头脑。这样的文化灭绝，确实只能被命名为“革命”。而且，这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革命确实是壮美而又令人激动的，革命所留下的废墟却让人感到恐怖而又凄凉。烈火确实是红艳而又辉煌的，烈火所留下的残骸却是黑色而又绝望。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知道，文革所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无辜的尸骨，一大堆人格凌辱与创伤，文革还留给我们以灵魂的黑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被切断了一切文化资源，我们的灵魂得不到任何滋养、哺育和照耀。于是，我们的灵魂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地狱，一片黑暗，一片阴森恐怖的黑暗。
无从仰承任何文化资源的人，在精神上当然就一无所赖。所谓一无所赖，也就是无赖。所谓灵魂的黑暗，就是无赖。正因为我们首先被培养成了无赖，我们才能闹得出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来。我们越是在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中狂欢，就越是会变成更加彻底的无赖。当我们宣布文革结束时，我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以为它的影响很快就会过去。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一直处于某种亢奋之中，一心要把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从那种可怕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是八十年代末的彻底失败促成了我们的彻底反思和彻底觉醒。在这场残酷的失败中，我们才发现在所有的黑暗中，最最可怕最最无奈的黑暗恰是我们灵魂的黑暗。
精神上无所依赖的人，只有在各种各样的狂欢中放纵自己的感官和感觉，而没有相应的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当我们在文革的炮火硝烟中呼啸猛进时，我们一点也没有反思它的合理性和它的后果，仅有的少数反思者，诸如遇罗克、林昭、李九莲之类，全给我们（这里应该写作我们，而不是写作他们）杀害了。今天，当我们在金钱中重新获得狂欢的机遇时，我们一点也不比文革中的狂欢清醒一些。我们拒绝反思它的合理性，拒绝审视它的可能的后果。我们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嘻皮笑脸，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疯狂攫取，什么别的都不管了。正义、尊严、平等、自由、良知、悲悯、同情、羞愧、祈祷、拯救、文化理想、制度创新、价值的依托、灵魂的归宿……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思维之外，在我们的关注之外，在我们的愿望之外，当然，更在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外。如果有一天，我们企图摆脱我们的无赖境遇，重建我们的“人类”生活，我们将无从想起这些使人类能够自称为人类的价值信念和精神品格。那个时侯，我们将会真正意识到我们灵魂的黑暗。而今天，我们依然企图跳过文革，跳过灵魂的黑暗，在满足物欲的狂欢中潇潇洒洒地进入天堂。可是，我们企图跳过黑暗灵魂的时侯，正是我们继续为灵魂黑暗付出代价的时侯。在继续付出代价的方式中，最有戏剧效果的，当然是在某个憋不住的时刻，在某个被内心的黑暗和恐惧折磨得忍无可忍的时刻，重演一场三十年前的滑稽剧。我有十足的自信心预言，那场滑稽剧的残酷，那场滑稽剧对这个民族的破坏、对于人性的凌辱，大约会十倍于四十年前的那一次。
四十年无祭。四十年无思。四十年无耻。四十年灵魂黑暗。我们也许真的要为我们的灵魂黑暗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摩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