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选举临近，舆论战再起硝烟。图为国民党发布的选举广告　

　　图：3月15日，台北市马英九的支持者们　　

　　　
　　
　　图：台湾地区2004年选举候选人得票统计　

　　鏖战11个月，台湾选战仅剩最后3天。

　　到底是在野八年的国民党实现再次政党轮替，还是两度险胜的民进党继续执政，结果就在3天之后。

　　这届选举，硝烟、呐喊似乎不如上届来得激烈，但其中的悬念依然环环相扣。

　　直到最后一周，双方差距愈发逼近，胜局未必笃定，败局也有拼面。波澜层层起：国民党“立委”踢馆；民进党开骂；3月16日，270万台湾民众走上街头……

　　这一刻，才终于有了比拼的味道。　　
　　
　　“四个笨蛋立委”和“最大的内奸”

　　选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冲突，爆发得毫无征兆。

　　3月12日，国民党“立委”费鸿泰等四人，质疑“谢总部”违约使用“第一财经大楼”，前往“勘察”。在场的一位台湾记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谢总部”的保安试图阻拦，但是四名“立委”径直进了电梯，直上13层。

　　13层是谢长廷办公室所在楼层。闻听保安上报，谢长廷的幕僚们紧急应对。1分钟后，当电梯门打开时，四名“立委”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除了愤怒的绿营支持者外，还有各大小媒体的镜头。

　　整个过程向全台湾“现场直播”：民进党党工叫阵“敢来就不要走”，几百名绿营支持者怒骂追打，将四名国民党“立委”围困在前来维持秩序的警车中。

　　此时，马英九正在去嘉义的列车上。

　　马英九第一时间得到的汇报是“国民党立委在谢总部附近遭围攻”，所以晚间7点45分，马英九竟严辞谴责这一“暴力事件”。

　　那时，“谢总部”摄影师拍到的国民党“立委”闯入“谢总部”的照片，已经被配上“一党独大、无法无天”的文字，作为最新的广告文案，被送往各报社。

　　直至当晚9点半，马英九才得知是四个“笨蛋立委”主动上门惹事。在嘉义扫街的过程中，他当即两度“道歉”，还直接致电领头的费鸿泰，令其辞去“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的职务。尽管如此，谢长廷反复强调的“一党独大”，已然获得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导致马英九的支持率“显著下滑”。

　　“谢的幕僚团队，都是打野战出来的，对付这些场面最擅长。”一名台湾记者说。民进党台中市党部主委张廖万坚说：“很多浅绿选民本已无意参与投票，踢馆事件或会激发他们站出来反对国民党。”

　　据了解，因为马英九幕僚抱怨国民党党部未能及时处理，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次日一早亲赴“马总部”，“拍了桌子”。

　　马英九为“踢馆事件”先后道歉7次，他的团队也及时应对，借力打力，马英九顺势打出“选情告急牌”，试图重新激起支持者的热情。

　　台湾“教育部”主任秘书庄国荣，在3月16日的民进党活动上，竟说马英九已经去世的父亲“'干’女儿”。舆论哗然，轮到谢长廷道歉了。尽管谢总部3小时内就声明庄国荣“既非民进党员，也不是辅选干部”，尽管庄国荣也当即辞职，但谢长廷损失的支持率，也差不多10％。庄国荣由此被民进党支持者咒为“最大的内奸”。

　　一天一夜，马谢双方支持率上下浮动超过10％。
　　
　　马英九“像陈水扁”

　　“马总部”位于台北市爱国西路，周围分布着“法务部”、“移民署”、“国防部”等部。选情紧张，这里并没有多少“选战最后关头”的紧张。

　　距总部大楼500米的销售纪念品的“小马哥工场”人来人往，而“马总部”的开放区并没有多少支持民众进出。“马总部”的开放区很小，四张小圆桌挤在墙边。最后一个礼拜了，“马总部”上下都很谨慎。冒然进去坐下，甚至会遭到一些工作人员的询问“谁带你来的”，“你来这做什么”，等等。

　　这里显然不是选战的核心。开放区摆放的宣传资料，有些竟是过期的马英九行程。工作人员有问必答，但也仅限于此。

　　真正的战场在造势晚会上，在扫街拜票中。最忙碌的一天，马英九要跑20项行程。他和夫人周美青分头在岛内的每个角落和支持者握手。“多握一双手就多一张选票”——这句话，2000年陈水扁第一次竞选时也说过。

　　高速铁路的列车上，民众拿出身上所有能签名的东西请马英九签名，有普通的T恤，也有LV皮包。马英九惟一一次拒绝签名，是因为一位民众递上来一张钞票。“马总部”发言人王郁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在绿营支持者居多的台南拜票时，即便有人冷嘲热讽，她“依然那么努力和谦卑，果农蹲在地上，她也蹲下来和人家握手，跟每个人都90度鞠躬”。

　　前台湾团结联盟秘书长钱橙山、前深绿“立委”钱林慧君两人向蓝营靠拢，即使是深绿色彩浓厚的台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王正坤也宣布支持马英九。2004年，连战、宋楚瑜在台南输了19万票，几乎抵消了他们在台北的所有领先票数。所以今年，马英九把台南的选举，都交给地方实力人物操盘。

　　“扫街拜票、拔桩脚、组织各个行业团体的后援会，马英九的选举策略，其实就是陈水扁前两次选举时采用过的模式。”一位要求匿名的台湾选举观察人士分析说。

　　“真的，前两次输怕了。”蓝营高层直言。所以，不论选情领先或落后，选战最后一周的冲刺策略，就是“告急牌”打到底。“我们不能说能赢100万票。”一位马阵营核心幕僚透露，“不然蓝营选民觉得赢定了，不去投票，就很麻烦。”

　　马英九很小心，在“一中市场等议题不断被攻击时，他都尽量小心跟大陆做了“切割”。

　　马英九的一系列精心运作的确有了效果，3月16日台南的造势大会，涌进了3万民众，除了1万多名身着国民党基层党部分发的夹克帽子的民众是事先组织外，近2万人自发前来。“意料之外。”那位马英九的幕僚说。
　　
　　谢总部：“有拼面”

　　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的“谢总部”近旁，恰是最早在台湾岛内公开提出“台独”主张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与“马总部”相比，“谢总部”的开放区要宽敞得多。十来张圆桌，三十余人正在观看具鲜明绿营色彩的三立电视台的政论节目。热线电话时而响起，热心的支持者们打来电话，为谢营提供竞选策略、选战打法的建议。

　　一群“义工”手脚利落地准备“316百万击掌逆转胜”活动文宣，有不少支持者陆续前来了解3月16日造势活动的行走路线。

　　“谢营先前很沉闷，士气低落。”台湾《中国时报》的一名记者介绍，“现在'谢总部’普遍觉得有机会赢，有'拼面’(拼一拼的可能)，所以完全振作起来了。”

　　尽管一直被批评说“没有自己的政策，只会攻击马英九”，但是谢长廷仍然把猛攻“一中市场”，作为最后几天的选战主轴之一。“谢长廷必然要采取攻势。”高雄市一位民进党官员分析说，“谢长廷个人的政治生涯和民进党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公众对民进党的失望很容易转化成对谢长廷的不信任。而马英九本人则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贪腐，并无过深的联结。”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也对记者表示，谢长廷在简化扭曲马萧政策的基础上，攻势日渐凌厉，很可能是冀望以此获得深绿基本盘的支持，“为败选后自身在民进党内的地位作考量。”

　　“绿的坚持就是打死不退，绿营支持者只要走上街头，一定是斗志昂然。”曾经做过前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幕僚的魏宏晋说，“以小博大，国民党还没赢定呢。”

　　真正不紧不慢的反倒是谢长廷，每天“了不起就是五六个行程”，而且“每天的造势晚会早早结束后，一定回台北家里睡觉”。

　　“谢总部”有一个名称叫“台湾维新馆”。在维新馆的贴纸区，一位绿营的支持者写着：“谢长廷是台湾的救世主。”
　　
　　邱毅的最后攻势

　　正当马英九面对谢长廷的“绿卡攻势”节节败退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立委”邱毅曝料，“谢长廷在戒严时期是调查局的线民”，立刻解套。

　　现在邱毅负责“马总部”的危机处理，还肩负着操盘高雄选情的重任。不过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揭弊。

　　邱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3月15日，他就接到关于“谢长廷最后奥步”的线报，对手很可能“挑拨蓝营内部关系”。他也立即向马英九通了气。

　　邱毅同样准备好了对谢长廷的最后一击，“要喊出谢长廷录音带事件的关键证人”。1998年高雄市长选举，谢长廷最后时刻拿出一盘关于国民党候选人吴敦义的“绯闻”的录音带，但该录音带的真假一直存在争议。

　　“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他就来不及出奥步了。”邱毅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台湾保钓组织领导人之一的黄锡麟，3月18日参加了国民党的三个造势大会，电话中，他喘着气说，“每次造势大会都有好几千人参加，当中70％的选票跑不掉。”马英九年轻时参加过“保钓”，所以黄锡麟支持马英九。

　　国民党在台湾北部的选民中，长期保有足够的号召力。每次这样的造势会，国民党基层党部都会召集地方民意代表、乡长里长、大小桩脚，大家各自认领组织民众参加的人数份额。黄锡麟就是这些“桩脚”之一。“周锡玮(国民党籍台北县长)布置了任务，吴伯雄今天也来了，台北县一定要赢下30万票，2004年10万票太少了。”

　　事实上，发动最后攻势的，还有在大陆的台商。马国荣在上海的台资企业担任管理层，据他介绍，大陆的台商，“可能有20万人要回去投票，其中七成以上会投给马英九”。“已经订不到机票了，就像春运。”马国荣说，“2004年输了几万票而已，上海的台商就绰绰有余了，所以今年不能重蹈覆辙。”

　　“只是台商回到台湾时，都要很低调。不然说包机什么，大张旗鼓的，就会激发绿营的危机感，一个个都出来投票了。”
　　
　　“3·16”百万造势

　　“选情告急”、“逆转胜”。3月16日，投票前最后一个周日，最盛大的造势，席卷全岛。

　　台湾总人口2300万，“3·16”当天出动了270万，其中蓝营支持者150万，绿营120万。

　　黄锡麟带领着“三百多”马英九的支持者，参加了台北的造势大会。游行的队伍行进到忠孝东路附近，恰好遇到了绿营造势的民众。

　　路南侧蓝营民众走过，路北侧就是绿营支持者。中间的2500名警察，隔开了肢体冲突，却无法阻挡隔空的对骂。

　　下午3点19分，全台湾的蓝营造势大会的参与者同时大拇指向下、右脚顿地、右手摸肚子，高喊“反奥步、顾腹肚”，嘲讽4年前的“3·19枪击案”。3点22分，蓝营民众再次齐喊“三二二，选2号！三二二，选2号！”2号是马英九、萧万长在选票上的代号。

　　而在绿营这边，则更像是一场“嘉年华”。台北的绿营造势会集结点是“国父纪念馆”，绿营民众给孙中山的铜像戴上了“反一中逆转帽”，手里还塞了“反中国学历”的标语，许多绿营支持者，争相和被如此打扮的“国父”合影。
　　
　　不投票的深绿

　　“选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看基本盘。”马营一名幕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他介绍，各个党的忠诚的支持民众，就是所谓“基本盘”：从以往的选举看，国民党的基本盘有50％，民进党约40％，剩下的中间选民的比例，是10％。

　　台北的生意人阿才，在他的餐厅里，挂着陈水扁当台北市市长时给他敬酒的照片。“红衫军”倒扁期间，阿才曾把这照片拿了下来，后来又挂了上去。虽然对民进党深感失望，但他“还是会投谢长廷一票”。

　　而家在台中的林先生，前两次都投票给陈水扁，这一次，他已决定投给马，他说这是身边很多像他这样的中间选民共同的选择。

　　青年学生黎文正曾在2006年7月为了抗议陈水扁贪腐愤而绝食，虽然还会去投票给马英九，但他没参加任何一次造势活动，有“立委”邀请他加入团队，被他拒绝了。“我们那时候，是要表达自己。而看这些候选人，他们只是在包装自己。”黎文正感慨说。

　　那时和黎文正一起参加抗议的彭子陵、王少君，同样抗拒参加任何造势活动。彭子陵说不满意谢长廷“不是A就是B的简单逻辑”，至于马英九，“他说要让台湾人年收入达到3万美元，根本不现实”。

　　前民进党主席游锡堃的幕僚魏宏晋本算是“深绿”，却也选择不投票。

　　他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知道那(投票给谢长廷)是不对的”，所以选择不投票。

　　台湾的电视台，一遍一遍地播放着选战双方的广告。这是最后的争取，所以，所有媒体，对任何选举广告，一分钱折扣都不会打。

　　一个小孩问：“什么时候生活会好起来？”

　　一个声音回答：“马(英九)上就会好！”这是蓝营的广告。

　　一个戴着耳机、穿着“嘻哈”的年轻人，自我陶醉，载歌载舞。

　　一个声音说：“你的孩子或许很少跟你说话，你也不知道他的新朋友是谁，但，请你告诉他们你们的时代，即便听什么歌也要审查，告诉孩子们，现在的自由快乐，都是我们努力争取来的。”这是绿营的广告。

　　到3月21日晚10点整，所有竞选活动都要停止。这一天，马英九要“全岛串联大拜票”，黄锡麟还要带着他召集的300名支持者，对马英九“大街小巷，夹道欢迎”。

　　3月17日晚上11点半，那名马英九的幕僚，又被紧急叫去“马总部”开会。

　　一款名叫“钦点总统大赛”的网络游戏正火热进行。在马英九和谢长廷两个名字上，谁点鼠标最快，谁就获胜。

　　挺谢长廷：第一名获奖8吋数字相框一组；第2~20名获奖谢长廷新书一本。

　　挺马英九：第一名获奖8吋数字相框一组；第2~20名，可得马英九签名书一本。　

　　2000年　2004年　台湾地区选举舆论战复盘

　　□本报特约撰稿　邹振东(厦门大学台湾史博士)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如此，人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当2008年台湾地区选举迎面而来，我们不妨转过身来，背对着两天后可能发生的一切，重新整理2000年、2004年两次地区选举的残局，从早已尘埃落定的必然中，叩问曾经有过的一系列偶然和可能
　　
　　台湾2000年、2004年两次选举已经重叠成历史的背影。两场选战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谁城门失火，又是谁渔翁得利？为何功亏一篑，为何咸鱼翻生？战略的高低、战术的巧拙以及一系列的“假设”和“如果”，都指向同一个问号：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假设”和“如果”是历史学的杀手，也是历史学的诱惑。有多少遗憾可以重来？只有一纸复盘可以虚拟。只要比赛在一轮轮进行，复盘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谈资，特别是3月22日选举，让复盘别有一种意犹未尽的特殊语境。

　　但为什么复盘选择的是舆论战？此无他，只因为现代意义的选战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舆论战，当人们放弃枪杆子来争夺政权时，笔杆子成为最重要的武器。政权和权力的更替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却丝毫不减其争夺的激烈甚至惨烈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选举就是选战。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舆论战的首要问题

　　敌人和朋友本应泾渭分明，但有时却扑朔迷离。比如2000年选举。

　　2000年选举，有5组候选人，但真正能够势均力敌的只有三组。三足鼎立与两强争雄相比具有更多的戏剧性，正如三角恋爱比之两角恋爱有着更多的故事性一样。对于舆论战而言，其复杂性首先在于：谁是真正的对手？其实更复杂的是：对手会是一成不变的么？

　　一般来说，如果是只有两组候选人竞选，选民的心态是“拥抱最爱”，候选人比的是谁更可爱；如果多组候选人竞选，选民的心态是“排斥最恨”，如果制造舆论把最威胁自己的那组候选人设定为最恨，就有可能胜出。

　　“去除最恨”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弃保效应”。为了不让自己最恨的人当选，宁愿“含泪”投票给自己并不喜欢但较不仇恨的人。2000年选举之初，连战、宋楚瑜、陈水扁互为敌友。民调领先的宋楚瑜首当其冲成为“去除最恨”的牺牲品，“兴票案”发生后，宋楚瑜民调重创，票仓同源的连宋相互开打，弃保效应快速发酵，扁阵营趁势将连、宋划为一个阵营，作为黑金政治的连体婴予以打击，使选举从原来的三足鼎立变成两军对垒，诱迫游离选票两边站位，而分裂的连宋又使其重叠的基本票源分散。最后，高出连战100万票的宋楚瑜，却以低于陈水扁30万票的微弱差距，让陈水扁渔翁得利。
　　
　　控制媒体甚至坐拥媒体并不等于获得舆论

　　2000选举前，国民党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甚至媒体的控制权也在自己手中，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让民进党不费一枪一弹夺得政权，其最大的失败就在于试图用控制媒体的方式来控制舆论。

　　当时最重要的媒体大部分都掌控在甚至直接就属于国民党，国民党通过立法、审查、公股、人事等方式几乎穷尽一切手段对媒体进行限制、控制，但种种事实证明，舆论和媒体关系虽然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掌控了媒体并不等于掌控了舆论，舆论导向也并不等于舆论效果，舆论导向可以正确地贯彻长官的意图，但舆论效果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舆论就是那一团火苗，在点燃之前还可能受制于你，它一旦擦亮就不再属于你。　2000年选举，国民党有太多点火自燃的案例，而民进党虽然最渴望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但其舆论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却是“置入性行销”，这个民进党发明的舆论战法说白了就是用别人的枪打自己的子弹。民进党在所有的媒体甚至在国民党的媒体上，置入自己的声音，甚至置入不是自己却有利于自己的声音。一些媒体的记者，特别是跑时政新闻的记者，或明或暗地成为不同候选人的智库、枪手乃至舆论操盘手。喝眷村奶长大的范可钦，被国民党三大台一手捧红的崔苔菁，这些被陈水扁招之麾下的外省精英，以唯美的画面、甜美的“国语”，制造出最具有本土诉求的竞选文宣，用诗一般的语言击中国国民党及外省籍候选人的命门。

　　要在舆论战上克敌制胜，舆论阵地(媒体)固然是基础，但拥有阵地不等于占有阵地，拥有所有权也可能丧失使用权，甚至拥有使用权仍有可能被人利用，因此真正的关键还是要提高舆论的引导水平，必须熟悉和掌握舆论的规律，按舆论的游戏规则来出牌和应对。
　　
　　千金难买舆论

　　民进党敲开国民党媒体大门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政治广告，用非政治的手段获得政治传播的机会。金钱解除了大众传播设定的政治门槛，甚至可以在敌方的舆论阵地上置入自己的舆论，不必面对新闻守门人。

　　政治广告比的不是权力而是金钱，没钱是万不能的，但金钱的确不是万能的。2000年选举，国民党投放广告最多，超过其他两组领先候选人的总和，花费超过三亿元台币，但最后的得票率似乎与政治广告的投放量呈负相关。

　　政治广告的舆论战，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从媒体投放策略看，连阵营是遍地开花。由于经费充足，加上做人厚道，几乎所有频道都被连阵营广告一网打尽，即便色情频道等也一个不能少，而与国民党有渊源的媒体自然特别关照，最典型的是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尽管由于其官话连篇的传声筒形象，即使在泛蓝中都没有什么公信力和影响力，但连战的广告仍然铺天盖地。

　　与连阵营普施雨露相反，宋阵营惜墨如金，把重心放在巩固基本盘上，广告集中投放在亲宋的《联合报》等媒体，而对拥连批宋的《自由时报》则弃之不顾。他基本上放弃在“敌后”开辟根据地，在中间地带也很少着墨。

　　如果说连阵营的策略是伸出十指，宋阵营策略是修炼一指禅，那么扁阵营的策略则是握紧拳头。其广告投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性媒体(比如TVBS)，将争夺中间选民作为战略重点；第二个层次是巩固基本盘，突出地表现在其对电影台、日本台的青睐；第三个层次是谨慎而大胆地深入“敌后”，断然放弃那些受众少的深蓝媒体，只在《联合日报》等受众大的浅蓝媒体做广告。

　　如果把三组候选人的媒体投放策略比作足球赛，连阵营看似全攻全守，其实既非攻也非守；宋阵营打的是完全防守型，不求进球，也不失球；扁阵营则是352，或是451，决战中场，随时打一个突袭战。

　　一般来说，政治选举将选民分为三类：“我们的支持者”、“他们的支持者”和游“离的选民”。竞选广告的舆论重心应放在“游离的选民”，那才是政治说服的最重要目标受众。连阵营的广告媒体投放没有目标受众，宋阵营的媒体投放本末倒置，只有扁阵营的媒体投放牢牢掌握了核心的目标受众。
　　
　　快速反应的舆论部队

　　台湾的竞选组织中，文宣系统负责舆论，它们是舆论战的部队。没有一支舆论部队，就没有选举的一切。而文宣系统在竞选组织权力架构上的地位作用和运作机制，决定了舆论部队的作战能力。

　　指挥机制不相上下时，指挥员的水平高低，是成败的关键，但如果指挥机制有优劣之分的话，再好的指挥员也难起作用。

　　2000年选举，连阵营的竞选团队几乎照抄当时的官僚机构设置，为照顾各位头头脑脑，全部排排坐分果果，副主委就达12个，副总干事更是达46个，构成头重脚轻的倒三角架构。反观扁阵营，在最高层级都是单线联系，每个具体部门都有一位副总干事负其责，形成头脑精干、手脚麻利的金字塔架构。而宋楚瑜既是候选人，又是总指挥和总干事，并且一竿子插到底，形成只有主帅缺少干将的电线杆型的架构。

　　连阵营舆论战的指挥系统为多头马车，“总统府”、“行政院”和竞选总部各自为战、互不听命，文宣根本没有领导人物，似乎谁都可以指挥文宣，自然更没有统一号令。总干事的“总”徒具虚名，胡志强仅是一个“部会首长”，根本无法号令三军，他开玩笑说自己只管得了八个发言人。

　　扁阵营的竞选团队几乎是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的原班人马，富有选战经验，每个人都有权有责，形成纵向的上下级层层负责，横向的上下游互动的严谨而机动的体系。文宣由副总干事罗文嘉负责，他远比连阵营的总干事胡志强权力大，所有文宣都归由他管理，和邱义仁、马永成构成扁家军的核心操盘手。

　　宋阵营的竞选团队主要由支持者组成，挺宋者大多还在兼职，并缺少专业和经验，他们的优点是不计报酬、尽心尽力，缺点则是难以协调和管理。宋楚瑜最初对文宣不重视，把重心放在组织部，等到“兴票案”出现，选情大滑，才意识到文宣的重要，但由于没有授权和放权，决策缓慢、反应迟钝，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除了指挥系统，政治人物(指挥官)与专业人士(作战部队)的互动也极为重要。舆论战既要遵循政治规律，也要遵循传播规律。政治界难得找到懂得传播规律并善于与传播界人士沟通的人才；而传播界，同样很难找到富有政治敏感性并善于将政治意图转化为艺术符号的人才。2000年扁阵营就难得地拥有这样一对梦幻组合，他们就是罗文嘉和范可钦。在选前最后几天，，范可钦坐镇工作室与剪辑机房，根据罗文嘉反馈的信息和对手的变化，不断见招拆招，每天推出一支新的竞选广告，使政治广告成为精确制导的舆论利器。

　　而当扁阵营以精确制导的方式发射文宣子弹时，连宋团队的文宣机器不是胡乱地四处开火，就是漫长地等待决策。

　　显然，没有一支快速反应的舆论部队，便没有选举的一切。
　　
　　选择题：提升还是沉沦？

　　选举就是选择，舆论战的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选民，将其选择的天平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选择首先必须有标准，一切选举舆论其实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提供这种标准，以使自己的候选人同别的候选人区隔出来。而选举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舆论议题就是最能呼应时代民意的选择题。

　　在2000年选举，最具有影响力的舆论议题不是出自政治人物及其舆论部队，而是出自一位科学家——李远哲，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将2000年的选举定义为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的历史选择。

　　2000年的台湾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解禁之后，长期被压抑的“思变”精神成了社会的显学，人们不断尝到改革的甜头，也不断拉升了对未来的期望。到2000年，台湾的政治改革并未到位，旧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人们对历史上的腐朽专制记忆犹新，至今仍在盛行的黑金政治更让人深恶痛绝，这时的台湾不是处在一个正面临动荡威胁的幸福祥和时代；而是处在一个渴望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时代，人们并不害怕失去，因为在过去已经失去太多，他们对改革的代价与阵痛估计不足，对改革所面临的风险不愿正视，任何有关“失去”的威胁或警告都不中听，很多人得了一种叫作“改革幻想症”的流行病。

　　在这样一个时代，连战的“稳定者”形象令人感到恍如隔世，他主打的“安全”、“安定”、“安心”与现实如此格格不入。扁阵营巧妙地以“连战”的“连”姓作为舆论动机，直接切入当时的新闻报道，制作出一组“连字系列广告”：“连”米酒都买不到、“连”晚回家都不安全、“连”上下学都怕被绑架、“连”逛街都会被枪打倒、“连”HBO电影台都被切断信号……构成对连战的稳定诉求的莫大讽刺，釜底抽薪，刀刀见血，令连战的“稳定者”形象摇摇欲坠。

　　同样，宋楚瑜也没有清醒地看到台湾的人心思变。他攻击对手“连偏”和“扁骗”，只有“宋”才能“送”给台湾民众安全和稳定。

　　只有陈水扁“抓到了”舆论的关节点，其舆论诉求的关键词是“变”，“变变变”的一系列广告唤起了很多选民的普遍共鸣，民进党用“改革”——“政党轮替”——“换个人试试看”，把选民的求变心理转化为自己的选票。

　　“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李远哲喊出一个最命中国国民党要害、也击中宋楚瑜命门的舆论议题。他把2000年选举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简单明了地转化为“提升和沉沦”的决战，把一切既得利益者和维持现状者贴上“沉沦”的标签，让一切本来观望的摇摆不定者进行简单对立的两极化选择。李远哲的喊话不只是一个诺贝尔获奖者在为陈水扁背书，还是绑架了一个时代的民意在为陈水扁背书，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题，却做错了答案；他喊对了一个口号，却标错了一个注脚；他看准了一个时代，却看错了一个人。
　　
　　舆论高峰：抢占摩天岭

　　军事要有制高点，舆论必须抢占摩天岭。在舆论战中，舆论高峰就是那些不可挑战、不容置疑的舆论信仰，谁将之据为己有，就可以转化为正义的化身，就仿佛获得上帝的力量，就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般来说舆论战的各方，都会千方百计争夺有利地形。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却是一个例外。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护其威权体制，投鼠忌器，不敢提“人民”、“解放”、“革命”、“民主”、“进步”、“自由”、“爱台湾”，拱手相让了这些美丽的字眼，结果“民主”、“进步”被民进党拿去作为党名。当国民党实行“解严”，本来可以趁势把自己打造成改革者形象，却反而被民进党扮演改革的先锋。直到2004年，李远哲仍然能够以民进党“改革的驱动力较强”，再次力挺陈水扁。

　　“爱台湾”是民进党最爱用、也最具有光晕感的舆论议题。“爱台湾”，它还能有争议吗？谁能不“爱台湾”？谁敢不“爱台湾”？民进党将自己置身于这个令人难以质疑的光环里，从而雄踞舆论价值的最高点，笑对一切舆论议题。各种议题都可以被之置换成“爱不爱台湾”议题，而舆论战一旦引到这里，对手就哑口无言，不敢置喙。议题的推动者变成了标准的拥有者和裁判者。

　　许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爱台湾”，就可以在过去的台湾舆论战中几乎无往而不胜？这除了可以从台湾多灾多难的特殊历史找答案，也可以从人类普遍的常识找原因。“爱台湾”涉及利益关切和文化认同两个维度，而人们在利益关切和文化认同上，遵循一种被笔者命名为“逆对称”的定律，即文化的认同度和利益的关注度往往并不是随着地域的大小和远近而正比例地增加，而是相反，呈一种反比例的“逆对称”。如果以当事人作为圆心，画一个同心圆，就会发现无论是利益关切还是文化认同，其半径越小，重叠部分就越多。在利益半径上，人们习惯遵循一种“近大远小”原则，越是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人们的反应越敏感、越强烈；相反，越是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人们的反应越模糊、越冷淡。而在文化半径上，人们习惯遵循一种“近亲远疏”原则，离自己血脉和地域越近(亲)的人越容易得到其认同。

　　在这样的逆对称定律下，当文化和利益产生冲突时，人们本能的反应是采取“舍远求近”原则，只有在理性地召唤下，人们才有可能从狭隘的地域观里摆脱出来，认清文化认同上真正的归宿和权衡利益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码。但是在别有用心的舆论鼓噪下，一旦将中国文化和台湾文化割裂开来，将民族利益和本土利益对立开来，被蒙蔽的民众就很难跳出岛民意识的狭隘小圈子，看清舆论的荒谬和祸心。那些在舆论上打中国牌的，就不如那些打本土牌的更容易争取选票。

　　2000年和2004年选举，民进党正是用“爱台湾”骗得选票。“爱台湾”成了比“反黑金”更好用的可攻可守的舆论武器，民进党把一切对手贴上不爱台湾的标签，把自己装扮成最爱台湾的“英雄”，把一个表面上最无争议、最无分歧的舆论议题，变成一个分化和动员族群最有效的舆论工具。
　　
　　通吃：议题的联结与转换

　　选民一般分为三种人，即“我们的支持者”、“他们的支持者”和中间选民。舆论议题常常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是舆论议题太多又会出现相互抵消，甚至相互冲撞，这时，如果能找到一个能够将多个群体通吃的议题，就可以发挥舆论议题的最大效应。

　　“公投绑大选”就是舆论议题通吃的经典案例。2004年选举，为什么“公投”的失利可以转化为选举的超级吸票机呢？其关键在于舆论议题的联结和转换，使得毒水酿成了所谓的“美酒”。有关分析，详见笔者的《台湾舆论备忘录》(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3个月，30天，3天

　　如上所述，决定舆论战胜负的有许多要素，而时间这一维度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

　　事实上，观察一场选战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投票的前3个月、前30天和前3天。

　　2000年选举在这三个时间点左右，都发生了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的舆论事件；在2004年选举时这样的现象同样发生。前3个月：2003年底，“公投绑大选”舆论议题开始发酵；前3天：“3·19”两颗子弹引爆；其实，2004年选举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性事件，那就是“2·28手护台湾”，正好发生在选前30天左右。如果说，“3·19”是对选举的最后翻盘，“2·28手护台湾”则是对选情的根本逆转。这场活动之后，连宋和陈吕的民调从最初的相差20％以上终于跌到不相上下，这才使“3·19”的最后翻盘有了可能。

　　舆论的时间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舆论的时长，二是舆论的时机。后者的代表就是“3·19”枪击案，两颗子弹早一天、晚一天发出，都难以翻盘。

　　“2·28手护台湾”同样属于最佳的舆论时机，选择“2·28”造势，可以对国民党的历史负债进行消费；2月底春暖花开，人们本来就有出外春游的欲望，更何况有竞选组织免费的游览车和便当提供；在选举前一个月，正是漫长的选举跑到了百米冲刺的加速点，最需要加油呐喊以鼓舞士气。

　　“2·28手护台湾”再一次玩弄了舆论议题的转换，忽隐忽现的挑起仇恨，遮遮掩掩的分裂族群，最后都包装在“以手牵手的形式祈福台湾”的“爱台湾”议题里，当独派大佬手牵手倾巢出笼，环台湾串成一线，一个美丽而有毒的谎言就被编织圆满。

　　“2·28”是观察台湾选举的最重要的观察哨之一，它是历史的消费能否贴现、现实的利益是否整合的pH值，具有指标性意义。
　　
　　建构有利于自己的历史

　　“2·28手护台湾”提醒人们：选举离不开历史。

　　选举舆论推销的是未来的政治产品(候选人)，这个政治产品是否满足政治消费者，在购买前(投票前)无法验证。选举舆论要动员选民对一个政治期货(候选人)提前支付，就必须采用“合理的预期”策略，这一“合理的预期”策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政治许愿式的舆论策略，一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政治求证式的舆论策略。

　　所谓政治求证式的舆论策略就是以已知(历史)来求证未知(未来)。作为已知的“历史”，是舆论素材中最“可靠”的支点。因此，“历史解读”的话语权力是竞选人的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据了对历史解读的支配地位，谁就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

　　舆论对历史解读有高下之分，评判的标准有三：一、它是否成功地重建了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叙述；二、它是否成功地通过这一叙述唤醒了受众的历史记忆；三、它是否成功地获得了受众对这一历史叙述的历史认同。

　　两次选举，泛蓝阵营都没有建构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叙述，甚至因为害怕背上历史包袱，一再把历史当作回避的禁忌。相反，陈水扁混淆是非，改变整个台湾的历史叙述，把台湾历史编造成“四百年来一直被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质疑国民党权力的合法性，将自己打扮成让“台湾人出头天”的“历史英雄”。

　　陈水扁的竞选文宣，善于用非政治符号表现政治意识的“新政治语言”，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他用自己的老照片重叠出一个与大多数台湾人生活记忆相联接的成长记录：老房子、老发型、老服装，这些留下鲜明时代色彩的记忆符号，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产生了情感的响应和心理的认同，从而将其他候选人摈弃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之外。阿扁个人的成长经历转化为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渔夫、卖菜的小贩、田里嬉戏的孩童、街头拥吻的情侣、与镇暴警察拉扯的大学生……当人们认同这些历史记忆时，也就自然对隐匿在生活符号中的“陈水扁”这个政治符号产生了认同。

　　一切历史教科书都是政治，因为历史从来就不只是属于过去，一个族群或一个时代的记忆，可以为历史建构者释放出威力无穷的舆论力量。
　　
　　谁能许台湾一个未来

　　两次选举，泛蓝阵营的舆论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政治人物不仅要建构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还要描摹能吸引选民的未来，要给人们画一个未来的饼，给人们心理充饥。至于这个虚拟化的“饼”是否能实现，这要在民众“买”了以后才能验证，但在验证之前，政治人物就要一决胜负，他们在投票前就要比谁画的饼更圆。圆不圆主要看两点：一是哪个“饼”更值得期待，二是哪个“饼”更值得信赖。

　　对于未来的描摹常常被竞选团队比做抛牛肉，这个牛肉有两种类型，一是小恩小惠型；二是口号概念型。小恩小惠比较实际，看得见摸得着，但其作用有限，真正有广泛影响力的还是概念口号型，其想象的空间很大，心理暗示的效果潜移默化，往往事半功倍。舆论战在描摹未来上的竞争，主要是在概念和口号类型上的竞争。

　　2000年选举，连战的口号是“心手相连，台湾起飞”，选民从这个口号无法得到未来的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宋楚瑜也没有提出什么令人记忆深刻的口号，在民心思变的时代，只有陈水扁的“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口号，最蛊惑人心。陈水扁特地制作了一组“欢喜看未来”的广告，使“未来”获得可视与可感的具象，特别是策划人找到了一个最能传神的视听觉元素——“笑”。这组以吸引中间选民为己任的广告，一改过去民进党的以悲情为主要诉求的形象，试图证明民进党也是一个会“笑”的政党。

　　遗憾的是，2004年选举，连宋的竞选主轴仍然没有在未来做足功夫，他们在呛扁上花了太多的笔墨，当时有舆论评论道：铺天盖地的舆论到处是陈水扁的名字，反而看不到连宋的主张和形象，更重要的是，只有政敌的舆论，忽略了候选人最应该在乎的主体，那就是民众。

　　所有的事实一再证明：如果候选人不善于“许”选民一个“未来”，选民也会吝啬“许”候选人一个“未来”。当然民众也将为自己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付出高昂的成本与代价，当某些政客把“未来”看作是如此廉价的商品可以任意编造和随意利用，“许我一个未来吧”，民众真的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未来”吗？
　　
　　选举谢幕后：真正的民意才出现

　　舆论与民意密切相关，但并不等于民意。舆论可以当作武器甚至被操纵，而民意不行。舆论总是喜欢以民意的名义出现，以表明自己的正当性，区别它们有一个简单的常识，那就是民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那些成天喧嚣的，往往就是舆论。真正的民意往往在选举谢幕后才可能高调地浮出水面，特别是当选举的结果被证明是对民意的背叛。

　　2000年和2004年选举的落幕是选战复盘最后一道值得观察的风景，两次选举都以愤怒的群众包围着某个机构而悲剧落幕，但包围的对象却大有不同：一个是所谓“自己”的国民党总部，一个是号称“中立”的选举机构和司法机构；点燃民意怒火的诱因一个是被出卖，一个是被欺骗，两者民意指向的不同不可不察。

　　两次选举，两声叹息。被出卖和被欺骗的民意更改不了已经发生的选举结果，它必须付出代价等待下一个轮回。今天，当2008年又一个选举已经触手可及，我们衷心地祈祷台湾能够走出“谁包围谁”的历史循环。

　　祝福台湾！　　

　　■台湾选情观察

　　绿潮涨了！蓝海会翻吗？
　　
　　选举，马谢都赢了　　

　　3月16日，参加“逆转胜”游行的人群像潮水汹涌而来，为8年执政无功退去的深绿潮水，一波波回返。谢长廷露出了好久好久没有的笑容，那是长期郁卒的爆发。虽然谢不一定当“总统”，但是他成功地重新燃起绿营的希望，走出“立委大败”的阴霾，让局面逆转。

　　几乎同时，马英九在台南面对数万人的场子差点感动落泪，马说，他自己从未见那么多人在台南，敢站出来支持国民党，他相信台湾的民众愿意将未来的希望放在他身上。马英九也可能是国民党在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能跨过浊水溪还能跟民进党分庭抗礼的外省人。不论他是否当选，他都很了不起。　　
　　
　　台湾岛的弱势族群输了　　

　　如果在这轮大型选战中，双方几乎都完成了各自历史上不可能的任务，有谁输了？

　　如果在满天选举新闻中你还注意其它的，你会发现台湾几乎每天都有自杀的新闻，有携子女自杀的、有杀兄弟再自杀的、有杀死自己多病儿女再自杀的、有杀死配偶再自杀的。就在竞选期间，基本民生物资价格上涨10％－15％，原本失业的弱势族群既无法参与这场激烈的圣战，也无法在这大型群众经济活动中牟利，而他们的呐喊也不能让杀红了眼的政客听见，只剩下“自杀新闻”作为不起眼的悼念。当每个政党都能在台湾一天之内有300个点动员、每天都能花数以百万计新台币的广告费去抹黑曲解对方，却没有人愿意真正去行动、去救助那些已经在死亡边缘的人。或许候选人会说“等我当上总统就会好”，真的吗？历朝历代都说为人民起义，真正改朝换代成功后，被压在下头的还是人民。　　
　　
　　谁上任都一样？　　

　　虽然蓝绿斗得你死我活，几乎在岛内逼得所有各行各业都要表态支持谁，仿佛对方当选就世界末日一样，但是从岛外来看，撇开双方的政治语言跟形容词，不管是马英九还是谢长廷，都是要直航、要陆资、要大陆观光客，不要大陆劳工、不要黑心食品；都说不能锁岛、要世界化。国民党说选马会再起、民进党说选谢会幸福，有很大的差异吗？两人都是洋博士、都学法律，也都蛮理性的，不像陈水扁乱冲乱撞，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选票上的差距可能仅有3％左右，也就是50万票，也各自大约拥有一半的台湾民意，不管是谁当选两党都还会恶斗下去。但从两岸而言，谁上任会差很多吗？　　
　　
　　不管谁当选都要再继续斗争　　

　　不管是刚直不阿、不跟利益妥协的马英九当选，还是擅长折冲协调的谢长廷当选，他们的敌人都一样，就是“立法院”缩编扩权后的“立委山头”。不管马谢个人风格如何，要想对得起人民、想把台湾这架失速要坠毁的飞机拉起来、想四年内实现竞选承诺，甚至于争取连任、“总统”位子坐久一点，他们都必须奉公行事，不能把社会公器作为私下分封的赏赐，也不能再继续让“分赃政治”、“地方派系利益”继续猖獗。可是马谢在这段竞选的期间各自屈服于现实，都有向一些“山头”妥协的痕迹；未来当选后，如果他们想真正有所作为，势必要挣脱旧势力的枷锁，都免不了还有一系列的斗争。如果国民党胜选，马上会有党内反腐败力量与“山头”势力的斗争；而民进党这边，胜与不胜都要面对内部意识形态与路线的斗争，以及与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利益分配上的合纵连横，这些戏码都在等3月22日答案揭露后排序上演。

　　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名利场中谁能停歇？

　　台湾“总统选举”ABC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将“总统选举”也带到那里，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地位。

　　台湾地区的“总统制”历经数次“大动干戈”。在戒严时期，蒋介石通过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删除宪法中对连任次数的限定等方式，连任四次总统。一场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抗争在民间和党外团体酝酿。起初，党外人士通过创办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透过选举的机制，进行各种组织化的尝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1979年，党外人士黄信介等创办《美丽岛》杂志，是年高雄发生国民党镇压《美丽岛》游行活动、逮捕和审判党外人士的“美丽岛事件”。之后，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量潜滋暗长，党外人士最终在1986年组成台湾民主进步党。

　　1987年台湾“解严”，开放“党禁”、“报禁”，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家王朝”告终，推动台湾民主的契机初露。1991年5月1日，“动员戡乱”结束，适合台湾“总统选举”的土壤被逐步培育。1996年首次实行“总统”、“副总统”配套参选的直选方式，中国国民党的李登辉、连战当选第九任“正、副总统”。1997年第四次“修宪”，形成了台湾目前的“双首长制”(“半总统制”)。2000年3月18日，由民主进步党提名的陈水扁、吕秀莲当选第十任，写下首次政党轮替的历史纪录。

　　目前台湾地区的“总统选举”制度照搬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平等、全民直选和秘密选举。“总统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得票最多且得票率超过20％的一组候选人即可当选。

　　综观解除戒严后台湾地区历届“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以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的代表为主，其中也不乏独立参选人，如2000年的宋楚瑜、许信良。根据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申请参选的人必须是已经拥有台湾籍15年以上，并且此前在当地连续居住4个月以上，年满四十岁的成年人。选举法中特别规定“因归化取得台湾籍或大陆地区人士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者，不得登记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对正副“总统”本土化的要求颇为严格。

　　在选区范围方面，法规也表明“以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为选举区”，即是说，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并不在台湾选举的选区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