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1959年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1966年毛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1970年他坚决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最终导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研究毛泽东晚年行止，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对国家主席一职近乎病态的恶感，自己不想当又不喜欢别人当。但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其所由来者渐矣。
三、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规谏”
陈铭枢成名于北伐战争，在国民党中曾历任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是国民国民军十九路军的领袖，1932年淞沪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1933年他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揭橥反蒋抗日。1949年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陈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儒将和诗人，又兼具佛学家的身份，别号真如居士，一生与熊十力、梁漱溟结下深厚佛缘。他在1950年曾三次上书与毛泽东论佛学，毛回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14]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佛学进行了探讨，谈话内容至今未详，但毛显然没有接受他那套“佛学治国论”。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曾当场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后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属于非主流派。
这次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重新激起了陈铭枢参政热情。他在5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学校的党委制后，对报刊摘要刊登他的发言表示不满；随后接受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建议，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发表在12日的《人民日报》上；16日他又在座谈会上提出：“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18日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倒是既谈优点也谈缺点，还表达了对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风的不满：
……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阘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尤其甚者，新社会风貌受其玷污，工农干部受其影响，青年学生蒙其毒害。此种世俗之见，虽由来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将成风，尤足殷虑。……
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懔，风行革化，拭目可待。
陈铭枢希望毛泽东能够对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个人修养，特提出四条“规谏”：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磬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内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趋，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读信至此，悟出陈获颁“右派”顶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政策措施上“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最后的四条“规谏”，又总结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的四大过失，领袖肯定不会闻过则喜。
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有一门谋略大法，叫做“揣摩学”。陈铭枢的国学修养，从上毛泽东书中可窥见一斑，惟独在这门学问上远逊于另外两位上书人。
黄炎培、陈叔通的“劝留”上书，其“连选不得过两任”的建言，从宪政建设的角度当然可取，但不写给毛泽东而直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显有讽劝二位的深意，令刘、周无法开口，为毛预留发挥空间；而陈铭枢竟以“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直接向毛进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进”之嫌，越发令人不受用。终毛一生，何尝真正以国事信托于人？
陈铭枢在1931年调停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直接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二人间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后他旧调重弹，以党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泽东，才是贾祸的关键所在。
来源：《随笔》 2007年第一期 来源日期：2007-8-6 本站发布时间：2007-8-6
四、历史令人扼腕
陈铭枢后来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主席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曾在1957年5月13日的座谈会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言辞虽然激烈，后来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五天之后陈铭枢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规谏”，下场却截然相反。这两人观点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陈有“劝退”之语。公布个人来信以发动批判的手法，后来毛泽东还对彭德怀使用过。
再比较一下两封上书的作者结局：对不连任“期期以为未可”的黄炎培、陈叔通，曾在“反右”发动的前夕（1957年6月5日）受到毛泽东的深夜召见，面授机宜，后来安贵尊荣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陈铭枢，则贬职赋闲（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而终。
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后，第一件事就是乘胜在党内“反右倾”，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彻底清算，然后按照自己的旨意发达了“大跃进”。毛对于张、陈二人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曾在1958年1月28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15]
同年的成都会议、汉口会议上，他也讲过类似的话。
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潜台词殆非检讨而是自负。这四个字简直就是“冒进”和“大跃进”的同义语，也是他对“好大喜功”的批评一触即跳的原因所在。
陈铭枢遭到重大打击后，晚年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时政。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16]
最不顺耳的当属“下诏引咎”四个字。这番话与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的“右派言论”一道被整理上报后，毛泽东于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
年到15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17]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逝世。距毛泽东祝愿他们这些人长寿的时间，仅隔六年，来不及观摩赶上英国后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评价斯人：
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
同年12月21日及翌年2月17日，另一封上书的两位作者——同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陈叔通也相继逝世。
“真如居士”陈铭枢圆寂一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人庆幸佛法护佑陈逃过了这场人间浩劫。据说他的日记史料价值很高，惜迄今未见现身。
共和国的“上书史”中，有两位将帅最值得纪念，一位是共产党开国元帅彭德怀，另一位即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君子爱人以德”，着眼点各有不同，彭为民请命，陈则关注领袖的个人修养。如果毛泽东接受了这两位的诤谏，则后来的历史或将重写。
以陈铭枢的谔谔诤言，比照毛泽东晚年所犯的种种错误，可谓切中要害。他的上书中，还有一段讲民族精神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于世风日下的今日读之，更令人扼腕：
……我国民族素有温柔敦厚的气质，广大人民守法服从，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讲公道，爱和平，知恩报德。治国者苟能重视民族精神，导之以正，示之以公，齐之以严肃，人民之归附。将如水之就下，莫之能御。今天，在狂风暴雨之后，继以丽日风光，则上行下效，如影随形，如响斯应，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断言者。故来日大战，不患人民之不乐于赴命，而患在剗于现在的水平，不发扬民族智慧和潜力的最高领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国士诤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师友待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叶公好龙之癖。
2005年9月5日 风雨读书楼
《随笔》 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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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页。
[2] 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459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4] 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0、81页。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2页。
[6]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7] 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8] 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1页。
[9]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页。
[10]转引自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1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
[13]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58-460页。
[14]毛泽东：《致陈铭枢》（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
[15]《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7页。
[1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7]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57-58页。
来源：《随笔》 2007年第一期 来源日期：2007-8-6 本站发布时间：2007-8-6